无政府主义的道德：（俄）克鲁泡特金
by Wu Hexiao on Wednesday, 19 October 2011 at 18:37 ·
作者：（俄）克鲁泡特金
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让我们回忆起了几个世纪钟摆的摆动，沉睡已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觉醒的时刻来临了，这种思想将她从那些曾经击伤过她的统治者、法学家、传教士带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她摧毁掉枷锁，承受着已经定势的东西的严厉批判，挣脱使她单调乏味的宗教、政治、法律和社会偏见的包围，开始了新的探寻，用新的发现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形成新的科学见解。
然而，这种思想所面对的根深蒂固的对手：政府、立法者、传教士，却很快从挫伤中复苏。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们依靠阶级力量，集中分散实力，重建他们的信仰和新的法制。接着，他们就可以从亲自培养出来的卑屈的思维品质中受益；同时，利用社会短暂的混乱局面，利用一些人的懒惰与贪婪和大多数人所怀的美好期望，以及通过教育抢先占据儿童幼小的心灵，这样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儿童的心灵是脆弱的，恐吓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强迫的目的，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使孩子受惊，然后告诉他地狱的痛苦，以及反叛带来的苦难和上帝所给予的不容宽恕的报复。接着，他们就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改革的惨不忍睹和一些改革者的极端行为，这样孩子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传教士会使孩子们习惯法制概念，并更好地遵守所谓的“神圣法制”，同时，律师也大谈特谈“神圣法制”，所以国民能更好地遵守法律就不足为奇了。在习惯性的屈从下，我们只能选择去熟悉它，而下一代的思想将继续保持这种宗教扭曲，并很快上升为权威，为那些权势贵族和卑屈族的亲密关系作以铺垫。
在这些昏沉的时段中，道德却很少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宗教准则和司法的伪善。人们不会去批判，却被自己的习惯或冷漠所牵制。他们不会出来表示赞成或反对已建立的道德准则，而只是尽力使自身的行为看起来与他们的职业相吻合。
所有这一切在人类中都是美好的、伟大的、慷慨的、独立自主的，却一点一点地就失去了光彩，如同一把生了锈的刀。谎言成为美德，陈词滥调成为职责。无论如何，丰富自我，抓住机遇，鞠躬尽瘁成为上层社会和想成为中产阶级的贫穷族的格言。接着，降级的统治者、法官、传教士以及或多或少的贵族们就有了反抗情绪，随之，象征权力的钟摆开始反方向摆动。
慢慢地，年轻一代开始放松自我，抛开偏见，学会批判。思想再一次觉醒的人群逐渐与日俱增，具备了推动力，改革也接踵而至。
每一个时代中关于道德的问题同样又出现了。一些从宗教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智者会问：“我为什么要遵循这伪善的道德准则？”
接着，人们总是在相遇之时试着诠释道德情操却从不扪心自问。只要他们相信它是人类本质的特权，只要他们还没有退化到非人类的地步，他们就不会扪心自问。
如果我们敢于这样言论，传统道德的根基或它所充斥着的伪善消逝得越多，社会道德水平就会上升得越高，最重要的是它正好出现在人们批判和拒绝传统道德之时。这样，原来的道德情操就会取得最大的进步，并能够得到成长、提高和锤炼。
曾几何时，俄国的青年一代心潮澎湃于这个问题，“我将是非道德的！”一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对他的朋友说，“我没有道德，我为什么没有？因为《圣经》里有吗？可是《圣经》只是对巴比伦和犹太人传统的一种收藏，如同《荷马史诗》或巴斯克诗和蒙古传说。难道我应该回到东方的半文明民族精神状态吗？
“难道我应该有道义，是因为康德说过一种难以理解的绝对理论，而这种理论触及到我内心深处，驱使我拥有道义？可为何唯独这一理论对我的行为更有权威性，甚而有时会让我为之陶醉？仅仅一个词，正如“天意”、“宿命”，是为掩饰我们的无知而被杜撰的。
“或者也许我应责怪本瑟姆（英国法学家及哲学家），因为是他使我相信，当我救起一个溺水路人比看着他被活生生淹死会更快乐？
“或者也许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是我的母亲教导我应有道德？我接着是否应该去教堂跪着向王后祈祷，在法官面前证实无赖的罪行，这仅仅是因为我那无知的好母亲给了我如此荒唐的教导？
“如同他人，我是偏激的，我将试着从偏见中挣脱。即使成为一个非道义的人是让人唾弃的，我仍然强迫自己为非道德的。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拒绝害怕黑暗、坟墓、魔鬼和死人，而这一切，我都曾被告知是可怕的。
“折断被宗教所滥用的武器是非道德的，可我就是要那样做，因为它只是以已经强加给我们的所谓道德的名义，来保护我们的伪善！”
这就是俄国青年打破旧世界偏见的推理，并竖起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旗帜：臣服于无权力，接受无准则。
我们还须补充的是，在把先辈的教化投入垃圾中，焚烧掉所有的道德体系后，虚无主义青年将在他们之间发展一种新的道德核心，这种核心将极大地超越先辈们在功利主义者的“福音书”、“良知”、“绝对命令”或“认知优势”的操纵下所形成的习俗。然而在回答“我为何要有道德？”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是否提得好，分析一下人类行为的动机。
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让我们回忆起了几个世纪钟摆的摆动，沉睡已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觉醒的时刻来临了，这种思想将她从那些曾经击伤过她的统治者、法学家、传教士带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她摧毁掉枷锁，承受着已经定势的东西的严厉批判，挣脱使她单调乏味的宗教、政治、法律和社会偏见的包围，开始了新的探寻，用新的发现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形成新的科学见解。
然而，这种思想所面对的根深蒂固的对手：政府、立法者、传教士，却很快从挫伤中复苏。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们依靠阶级力量，集中分散实力，重建他们的信仰和新的法制。接着，他们就可以从亲自培养出来的卑屈的思维品质中受益；同时，利用社会短暂的混乱局面，利用一些人的懒惰与贪婪和大多数人所怀的美好期望，以及通过教育抢先占据儿童幼小的心灵，这样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儿童的心灵是脆弱的，恐吓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强迫的目的，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使孩子受惊，然后告诉他地狱的痛苦，以及反叛带来的苦难和上帝所给予的不容宽恕的报复。接着，他们就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改革的惨不忍睹和一些改革者的极端行为，这样孩子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传教士会使孩子们习惯法制概念，并更好地遵守所谓的“神圣法制”，同时，律师也大谈特谈“神圣法制”，所以国民能更好地遵守法律就不足为奇了。在习惯性的屈从下，我们只能选择去熟悉它，而下一代的思想将继续保持这种宗教扭曲，并很快上升为权威，为那些权势贵族和卑屈族的亲密关系作以铺垫。
在这些昏沉的时段中，道德却很少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宗教准则和司法的伪善。人们不会去批判，却被自己的习惯或冷漠所牵制。他们不会出来表示赞成或反对已建立的道德准则，而只是尽力使自身的行为看起来与他们的职业相吻合。
所有这一切在人类中都是美好的、伟大的、慷慨的、独立自主的，却一点一点地就失去了光彩，如同一把生了锈的刀。谎言成为美德，陈词滥调成为职责。无论如何，丰富自我，抓住机遇，鞠躬尽瘁成为上层社会和想成为中产阶级的贫穷族的格言。接着，降级的统治者、法官、传教士以及或多或少的贵族们就有了反抗情绪，随之，象征权力的钟摆开始反方向摆动。
慢慢地，年轻一代开始放松自我，抛开偏见，学会批判。思想再一次觉醒的人群逐渐与日俱增，具备了推动力，改革也接踵而至。
每一个时代中关于道德的问题同样又出现了。一些从宗教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智者会问：“我为什么要遵循这伪善的道德准则？”
接着，人们总是在相遇之时试着诠释道德情操却从不扪心自问。只要他们相信它是人类本质的特权，只要他们还没有退化到非人类的地步，他们就不会扪心自问。
如果我们敢于这样言论，传统道德的根基或它所充斥着的伪善消逝得越多，社会道德水平就会上升得越高，最重要的是它正好出现在人们批判和拒绝传统道德之时。这样，原来的道德情操就会取得最大的进步，并能够得到成长、提高和锤炼。
曾几何时，俄国的青年一代心潮澎湃于这个问题，“我将是非道德的！”一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对他的朋友说，“我没有道德，我为什么没有？因为《圣经》里有吗？可是《圣经》只是对巴比伦和犹太人传统的一种收藏，如同《荷马史诗》或巴斯克诗和蒙古传说。难道我应该回到东方的半文明民族精神状态吗？
“难道我应该有道义，是因为康德说过一种难以理解的绝对理论，而这种理论触及到我内心深处，驱使我拥有道义？可为何唯独这一理论对我的行为更有权威性，甚而有时会让我为之陶醉？仅仅一个词，正如“天意”、“宿命”，是为掩饰我们的无知而被杜撰的。
“或者也许我应责怪本瑟姆（英国法学家及哲学家），因为是他使我相信，当我救起一个溺水路人比看着他被活生生淹死会更快乐？
“或者也许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是我的母亲教导我应有道德？我接着是否应该去教堂跪着向王后祈祷，在法官面前证实无赖的罪行，这仅仅是因为我那无知的好母亲给了我如此荒唐的教导？
“如同他人，我是偏激的，我将试着从偏见中挣脱。即使成为一个非道义的人是让人唾弃的，我仍然强迫自己为非道德的。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拒绝害怕黑暗、坟墓、魔鬼和死人，而这一切，我都曾被告知是可怕的。
“折断被宗教所滥用的武器是非道德的，可我就是要那样做，因为它只是以已经强加给我们的所谓道德的名义，来保护我们的伪善！”
这就是俄国青年打破旧世界偏见的推理，并竖起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旗帜：臣服于无权力，接受无准则。
我们还须补充的是，在把先辈的教化投入垃圾中，焚烧掉所有的道德体系后，虚无主义青年将在他们之间发展一种新的道德核心，这种核心将极大地超越先辈们在功利主义者的“福音书”、“良知”、“绝对命令”或“认知优势”的操纵下所形成的习俗。然而在回答“我为何要有道德？”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是否提得好，分析一下人类行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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