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革命
（论几代青年的日常生活艺术）
[法] R. 瓦纳格姆 著
张新木 戴秋霞 王也频 译
伽里玛出版社
1967、1992年版
鲁尔•瓦纳格姆于1934年生于法国埃诺省的莱幸市。1952年至1956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修习罗曼语语文学。1961至1970年参与了国际情境主义的活动。他于1967年出版了《论几代青年的日常生活艺术》（《日常生活的革命》）。后来出版的《快乐之书》（1979）和《关于死者统治生者及摆脱这种束缚给生者的致词》（1990）是这种批评的后续作品。
第二版序言
引言
第一部分 权力的视角
一、寓义的无意义之物
第一章 不可能的参与或作为束缚总和的权力
二、屈辱
三、孤独
四、痛苦
五、劳动的没落
六、减压和第三力量
第二章 不可能的交流或作为普遍中介的权力
七、幸福的年代
八、交换和赠与
九、技术及其中介用途
十、数量的王国
十一、中介的抽象和抽象的中介
第三章 不可能的实现或作为诱惑总和的权力
十二、牺牲
十三、分离
十四、外表的组织
十五、角色
十六、时间的迷惑
第四章 存活及其虚假争论
十七、存活的痛苦
十八、不牢靠的拒绝
第二部分 视角的颠倒
十九、视角的颠倒
二十、创造性、自发性和诗意
二十一、无奴隶的主人
二十二、经历的时空和往事的纠正
二十三、三位一体：实现－交流－参与
二十四、世界缝隙和新型无辜
二十五、在“你们拿我们开玩笑”后，你们将笑不长久。
给革命工人们的祝酒辞
第二版序言
生活的日常永久性
《论几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艺术》一书，在当今逐步衰落的世界中，标示了一个全新纪元的突然出现。
近年来，时代的节奏在加快，风流人物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在席卷这一切的潮流中，新纪元的端倪则越来越清晰。
在层状的过去之上，又粘压上许多与时渐老的过往世事，不仅往日的沉积清晰可辨，而且每天新产生或蠢蠢欲动的事物还在不断地往上叠加，形成一条超越时间的丰富矿脉。
在我看来，这是同一个波动着的生存（existence）的两个时段，在这种生存中，现时总是不断从它古老的形式中剥离出来。
作为阅读一个时代的一本书，它只能见证一段变化莫测的历史；而作为改变时代的一本书，它还能在未来变革的田地里布下变化的胚芽。如果本《日常生活艺术》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是由于本书选择了激进的立场，突出了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对任何人来说，“我”的解放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发现这一点，即学会生活（vivre）决不是学会存活（survivre）。
60年代初我曾推测，我对自身主体性的分析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想法，它会在其它同类思考中引起共鸣，共同演奏时代的旋律，并以某种方式向时代强加欲望的调频。
当年我对一些人产生厌烦情绪并不出自无聊的推断，因为那种情绪笼罩着我的日常生活，要求我以灰暗的情绪去揭示其中的原委。但我更多的是预感到一种不断增长的兴趣，即对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刻板的批评无法定义的，而且作为批评对象的生存条件也对这种热情作了否定。[1]
1968年，对存活概念进行活体解剖还是一种地下活动，这时突然跨过了大众观念的敏感门槛。三十年后，人们的意识渐渐开放，开始接受视角颠倒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世界不再被看着一种消极的宿命产物，而是一开始就按照一种新的积极性（positivité）进行安排：即对生者进行认可和扩展。
暴力已经改变了意义。反抗者不余遗力地与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决心不再以剥削、厌烦、贫困和死亡为武器来进行这场战斗。因为这样一场战斗首先要毁灭投入战斗的人本身，让他蔑视自己的生活。显而易见，这种自杀性行为符合某种体系的逻辑，这是一个逐步消耗人世本质和人类本质以换取利益的体系。
如果说 “消灭剥削者”的古老口号不再在城市中回响，那是因为另一种呐喊已经取代了它，这是来自童年的呐喊，发自更为纯朴的热情的呐喊，并且表现出它的坚强毅力：“生活高于一切！”。
在砸破玻璃橱窗的同时，反抗者表现出对商品的拒绝，在1968年公开地突出了经济线的断裂点，这条经济线千百年来描绘着人类个体的命运。这种拒绝以人们通常对恐惧与无能的条件反射的形式，掩盖了反抗运动的真正的彻底性：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要在每个人都具有的生活意志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让人们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
许多人则抓住这个时机，在争论中开辟自己的小商店，但他们并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和商业主宰一切的机制彻底决裂。还有一些读者，他们在我对生活痛苦的分析中，在我试图摆脱这种痛苦的努力中发现了一个托词，为他们面对存活状态但不采取任何弥补措施而辩护。因为在此之前，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通过众多和苦涩的安慰曾经向他们掩盖了这种存活状态。
前者在恐怖主义战斗的语言大火中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颇有特色的新铠甲。然后在不放弃火灾式话语的情况下，他们一个个进入官僚生涯，荣耀地参与到国家和市场中最佳的操作机制中去。
有一种古老的命定意识在迷惑那些煽动革命的人们，命令他们走向经济将他们带到的地方：带向经济的现代化或导致自身的破产。如果说这种观念在1968年被人们所否定，这多亏了生者的主观意识的觉醒。对工作、牺牲、犯罪感、分离、交流和存活的拒绝，对被知识界话语轻易炒作的这种拒绝，证明人们已经能从清醒中获取养分，超越了单纯抗议的阶段，也可以说是面对现实，致力于让欲望细化的运动，关注生活的日常琐事，把生活从消耗它毁灭它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我情愿在欲望之上建立一种清醒，让它每时每刻都照亮着生者抵抗死亡的战斗，更加肯定地展现商品日渐衰落的逻辑。我要培养一种日趋高涨的热情，要从我的生活中除去那些妨碍它消耗它的东西。总之，在我纪录的试验报告中，这一本书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部分。《论日常生活艺术》、《快乐之书》和《给生者的致词》就这样组成了持久性思考的三个阶段，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和若干成形的实践之间安排了一些可参照之处，其中的实践标示了一种长期的意图，即在重新塑造社会的同时也要创造自身。
从对自然的开发和毁坏中获取利润，这种倾向在20世纪末决定了新的生态资本主义和各种新的生产方式。生者的收益不再把赌注压在他的枯竭上，而是放在他的重建上。创造生活的意识在增长，因为事物的意义都在说明这一点。各种欲望在回归到日常琐事后，哪一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大的威力，它正在打破那些让它颠倒的东西，否认它的东西，使它物化成商品的东西。
事至今日，没有任何想象敢于支持这一观点：即个体的炼丹程序不为其他目的，正是为了完成从非人性的历史向人性的实现的转变。
引言
本书中所经历的东西，我并不想让别人对它过分敏感，不想招引那些尚无准备以理智的方式去体验它的读者。我在等待它自我迷失，进入有识之士发起的普遍运动之中，正像我所鼓吹的那样，现有的生存条件将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
我们的世界需要重新构建：所有想改变这个世界的生存条件的专家们都无法阻止这一进程。对于这些人，与其说不想理解他们，最好是我不被他们理解。
至于其他人，我恳请他们怀有一份宽容之心，我的忍辱负重他们应该心知肚明。我倒真希望这样一本书，对那些与思想术语还没彻底决裂的人来说，仍然能看得懂。我希望只是在第二层次上遭受失败。有朝一日将从这种思想混乱中诞生出新的语言程式，在近距离中向我们的敌人开火。在这期间，让即将阅读的语句去完成它的历程。通向简捷的道路是最复杂的道路，在这里尤其如此。我们最好不要从平庸事物中拔取众多的树根，以避免将平庸移植到别的土地上，为我们的利益去培植它们。
我从来没有打算过要揭示点什么新东西，也不想在文化市场上推出什么新作。对本质的东西作一点微不足道的修正，要强过一百个附属的革新。只有弄清冲走平庸事物的潮流的流向才最有新意。
自从有人类生活的时代起，自从人们阅读洛特雷阿蒙时起，该说的都说了，很少再有人来借题发挥。因为我们的知识本身就很平庸，只有摆脱了平庸的有识之士才能从中获取裨益。
存活的人，就是被等级权力机制撕成碎片的人，被互相影响的结合物束缚着的人，被压迫技术的混乱弄晕了的人，而对这种混乱的清理，还要耐心等待编了程的思想家的耐心编程。
存活的人，也就是统一的人，作出总体否定的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矛盾状态中，在现实的不同层次上体验着压迫与自由的冲突。更奇怪的是每个人都被扭曲了，而且从两种绝然相反的视角来审视：权力的视角和超越的视角。《论日常生活艺术》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分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两个部分值得探讨，但并不像读书那样连续地阅读，而是同时探讨。先是对建立积极性规划的消极面进行描述，然后是对证实否定性的积极性规划进行展示。一本书的最佳顺序，应该是没有顺序，以便让读者发现自己的阅读顺序。
写作中所缺乏的东西也反映了读者的缺失，作为读者更作为普通人的缺失。如果说写作的厌烦部分也在阅读的某个厌烦部分显露出来，那它就成了揭示生活缺失的又一个论据。至于其他的东西，就让时间的严肃性去原谅语气的严肃性吧。轻率态度总是会不时地出现在字里行间。而书中的讽刺味只是为了永不忘却。
《论日常生活艺术》正进入一个激烈动荡的思潮中，人们正在兴趣盎然地谈论着。它提出的思考不过是众多思考中对重建国际革命运动所作的微小贡献。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它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谁都无法逃脱它的结论。
第一部分 权力的视角
一、
寓义的无意义之物
在自我平庸化的过程中，日常生活渐渐占据了我们关注的中心（1）。没有任何幻想，既没有神圣的幻想也没有非神圣化的幻想（2）。集体的幻想或个人的幻想都不能长期掩盖日常行为的贫穷（3）。生活的富裕化要求对新的贫穷进行分析，不得寻找托词，还要求改进拒绝这个古老的武器（4）。
1
现在的历史让人想起动画片中的某些人物，一阵疯狂的奔跑突然将他们带到虚无之上，而他们自己却毫无感觉，结果是他们想象的力量让他们在这般高度上飘荡，然而等他们有朝一日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立刻坠落到平地。
★
这里所预示的冷静是否是一种全新本质的冷静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日常生活总是要求我们对此作出非常明确的解释，每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协调漫步者的节奏和世界的步伐。在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中显示出的真理，要比所有哲学中显示的还要多。即使是一位哲学家，不管他采取何种蔑视的态度，也无法忽略这一点。而这种蔑视，是哲学带来的安慰教给他的。由于一直围着自身打转，踩着肩膀从最高处向世界宣布自己的使命，哲学家最终从反面来感知这个世界。这样，所有的生灵和所有的事物就处于斜置的状态，头脚倒置，使他相信自己还站立着，处于正确的位置。实际上他正好处于妄想的中心，不承认这一点将使他处于更为难受的妄想中。
启蒙时期的哲学加快了走向具体物的步伐，而随着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出现，这个具体物可以说被推上了权力宝座。人类原本生活在上帝的废墟上，这时也坠入了他自身现实的废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体上是这样：上万人聚集在那里，都深信看到江湖术士的绳子在提升，然而也是这么多的照相机都证明，那绳子丝毫未动。科学的客观性揭示了一种神秘化现象。这很好，但它又能展示什么呢？只是一段绕着的绳子而已，没有丝毫的意义。我不想在一个神秘而又可疑的快乐和观察一个跟我无关的现实的烦恼之间作什么选择。一个我无法控制的现实，那还不是一个老调新弹的谎言吗？这是神秘化的最高阶段。
从今以后，分析家们走上了大街。清醒不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他们的思想将不再冒着被禁锢的危险，既不会处于众神的假想现实中，也不会处于技术权威的假想现实中！
第一章
不可能的参与或作为束缚总和的权力
消耗与毁灭的机制：屈辱（二）、孤独（三）、痛苦（四）、工作（五）、减压（六）。
二、屈辱
由于日常生活的经济建立在屈辱和攻击态度的不断交换之上，它就掩盖了一种消耗性技术，而这种消耗技术又与毁灭相对抗，它言不由衷地称之为毁灭的赠与（1）。人的物品性越强，他在今日就越具有社会性（2）。非殖民化运动尚未开始（3）。非殖民化运动正在给古老的君权原则赋于新的价值（4）。
1
卢棱在穿过一个居民众多的小镇时，受到一位粗野市民的羞辱，粗人的亢奋让民众兴高采烈。卢棱顿时手足无措，感到非常难堪，找不到与之争吵的话语，在一片嘲笑中逃之夭夭。当他的情绪最终平静时，当他想好了尖刻的词语去好好教训那位嘲笑者时，他离事发地已经有了两个钟头的路程。
最常见的日常琐事是什么呢？那就是卢棱这种平淡的遭遇。但这是一种变薄了的、稀释了的和碎化了的遭遇，是一步之间、一个目光之间、一闪念之间的遭遇，其经历就像是一次小小的碰撞，一闪而过的疼痛，是知觉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它在精神上只留下一个没有声响的愤怒，而且很难发现它的根源。污辱和反污辱就处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互相扑空状态，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烙上一种扭着腰跛着行的猥亵式节奏。郊区火车来来往往，载着一堆堆拥挤的人群，像海潮般涌来涌去，侵占了街道、办公室和工厂，这些运动只不过是些胆怯的退却、突然的进攻、故意的做作和无理的抓挠。随着被迫相遇的进行，葡萄酒在不断品尝中变成了酸醋。人群的无辜和好意，算了吧！瞧瞧他们那样子，他们感到四面有威胁，全身毛发竖起，不可一世地出现在敌方的场地上，离自己的人和地方远远的，远远的。这就是那个地方，在没有刀子的情况下，他们学着玩弄胳膊肘和眼神。
在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没有停顿的时间，没有停战一说。一群几乎看不见的符号潮水般涌来，扑向那个并不孤单的漫步者。说的话，做的动作，投来的目光互相混合，互相碰撞，偏离它们的奔跑方向，像流弹那样迷失了方向，但由于它不断地引起精神紧张，使得杀伤力更加可靠。我们只是在避开我们身上令人难堪的话题；就像这些手指（我是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写这段文字的），这些向前推小费硬币的手指，还有服务员拿小费的手指，而我们两个人的面孔正注视着这一切，像是要掩盖心照不宣的无耻行为，而脸上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表情又是何等的完美！
从束缚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受制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中侵犯性的生产与消费正在走向平衡。自由交换的理论家的古老梦想在更新了的民主道路上寻求它的完美形式，原因是左翼思想的特点就是缺乏想象力。初看起来真有点奇怪，那些进步分子热衷于诋毁已经处于废墟中的自由主义大厦，好像那些资本家、那些标榜的拆除者决心将自由主义国家化和计划化似的。但实际上也不奇怪，当把注意力放在已经被事实（即资本主义通过计划经济而逐步得以完成，苏联的模式可以看作是这一模式的原始阶段，似乎这种状况还没有完全到位，）超越了的批评上时，那就是要掩盖一个现实，即正是在这一过时的廉价的经济模式之上，人们正在重建人际关系。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也在坚定地用资产阶级方式来组织生活吗？其坚定性真是令人担忧。在所有地方，在家庭、婚姻、牺牲、工作、不真实之物等面前，处处都是“举枪”致敬的行为，而一些简化的和理性化的同态调节机制使人际关系降落到“公平”交换尊严和屈辱的地步。而不久后，在控制论者构建的理想民主中，每个人都能轻易感受到他的不够格之处，他只需稍稍花点精力，按照最完善的司法条文去甄别一下就会发现这种不够格身份。因为分配式民主那时会达到它的顶峰，幸运的老人们将会看到这一天！
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拉瓦肖尔[3]的炸弹，或离我们更近的卡拉凯玛达[4]的不凡之举，消除了对交换关系和妥协关系的总体拒绝的混乱状况，这种总体拒绝或多或少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证明。对此我已经感受到许多次，所以我毫不怀疑，任何人如果在受束缚关系的囚笼中度过一个钟头，都会对拉色内尔产生深深的同情，而且会产生犯罪的热情。这里我们绝对不是颂扬恐怖主义，而是从他身上看出最值得怜悯的举动，最值得钦佩的举动，这举动在揭露社会机制的同时，可能会扰乱等级社会群体中的自我调节机制。凶手的逻辑是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无法生活，于是他就不想显示自己是一个赠与的空洞形式。他是一个非常想要在场而又不在场的那个人，即马拉美所说的那种人。马拉美[5]在三十日诉讼[6]中，称呼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为“纯洁的天使”。
青少年时，我对逃犯们持有一种钦佩之感，而如今我的感受中就少了许多过时的浪漫情调，而更多的是觉得它揭示了许多的托辞，借助这些托辞，社会政权不容许将自己直接作为问题的根源。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以被看作一个宠大的诈骗团伙，其灵巧性正好被无政府的恐怖主义所揭穿。它的巧妙就在于能把自身置于自己挑起的暴力所危害不到的地方，在于让每个人的活力在众多令人怀疑的战斗中消耗殆尽，而自己则毫发无损。（一个“人性化的”政权从今以后禁止使用老式的战争程序和种族灭绝）。关注问题的见证者并不对无政府主义者怀有多少同情心。生物学家汉斯•塞利[7]发现，“随着特殊疾病的元凶的消失（细菌、营养不良……），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所谓的疲劳病，或由于紧张引起的蜕变性病变，也就是说由冲突、冲击、精神紧张、挫折、消沉性节奏引起的身体疲劳……”从此以后，所有人都需要提防这个诈骗团伙，对它进行调查了解。这个团伙会围捕每个人，直到他的思想中，直到他的睡梦中。所有的细节都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生气、疲劳、傲慢、屈辱…… cui prodest？[8]谁能从中渔利呢？谁又能从下列一陈不变的问答中得到好处呢？如“大兄弟感觉真好”[9]在理智的外衣下，散发了多少托辞？我是否应该满足于这种杀死我的解释，我本该从中得到我的利益，而这一切安排得让我彻底完蛋。
三、孤独
Para
no sentirme solo
Por los siglos de los
siglos[10]
只有有了共同生活的幻觉，才能有身处人群之中的感觉。在合法药物的幻觉面前，只有打破孤独状态这个普遍的意志（1）。中性关系就是孤独的no man’s land[11]。孤独是现代社会组织签发的一个死刑判决，而宣告判决正是针对这个社会的（2）。
1
他们就在那里，就像关在笼子里，笼子门本该是敞开着的，但他们却不能逃脱。在笼子的外面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因为笼子外面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他们就呆在笼子里面，与不是笼子的东西毫无关系，甚至对笼子条外面所有的东西连一点欲望的影子都没有。逃向某种既没有现实又没有意义的东西，会觉得很不正常，甚至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在这个他们出生并且即将死亡的笼子里面，唯一可容忍的经验环境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也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做事的本能，使得事物获取它的重要性。只有当事物具有某种重要性时人们才能呼吸，才能忍受痛苦。在他们和沉默的死人之间似乎有一种协议，使得事情成了这样，因为这种使事物具有重要性的做事的习惯已经变成了人类的本能，也可以说成了永久的本能。生活就是这个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而真实属于这个本能的一部分，它能给生活带来一点意义。本能并不考虑真实之外能够存在什么东西，因为在真实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什么重要性。笼子门继续敞开着，而笼子在现实中则变得更加令人痛苦，而这个现实对数不清的理由和数不清的方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永远也走不出黑奴贩子的时代。
现代的公共交通工具将乘坐者堆积在一起，像数据统计者那样漠然对待，乘车的人们表现出一种无法承受的失望，高傲和蔑视，就像无牙齿的嘴巴呈现出的死亡的自然效果。虚假的交流气氛使每个人都变成了他自己与人会见的警察。逃避和挑衅的本能循着足迹跟在工薪骑士后面，他们为了保证自己那可怜的游荡生活，也只有乘坐地铁和郊区火车。如果说人们变成了自我刺蜇或互相刺蜇的蝎子，这不正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因为人们的眼睛里空空如也，脑子软弱无力，他们神秘地变成了人的影子，人的幽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一些有个名字的人。只有有了共同生活的幻觉，才能有身处人群之中的感觉。诚然，开始一种真正的集体生活的愿望，它存在于潜在状态中，就在幻觉之中――不存在没有真实载体的幻觉――但真正的群体还有待于创建。有时谎言的力量能把孤独的严酷现实从人的意识中清除出去。有时人们会忘记，即使在一条热闹的街上，也还有痛苦和离别之事。而正因为人们会因谎言的力量而忘记，这种痛苦和离别才变得更为严酷，而且连谎言本身在这块多角的石头上也会折断腰肢。已经不再有与我们的烦燥不安程度相当的幻觉。
不适之感纠缠着我，随着我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感觉也越发加强。我过去迁就时局而做的蠢事，那些妥协之举一一向我袭来，在我面前形成一排排没有面孔的脑袋堆起的幻觉波浪。蒙克[12]的名画《呐喊》引发我每天要回想起这一印象达十余次。一个人被一群人扛着走，这些人只有他一人能看得见，他突然喊叫着要挣脱这种魇魔状态，回想到自己的存在，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默契的同意，僵化的微笑，无生气的言语，粉碎的意志薄弱和屈辱，这些都伴随着他的步伐慢慢积聚起来，猛烈涌进他的体内，驱走他身上的所有欲望和梦想，使“共同生活”的幻觉挥发得一干二净。人们擦肩而过却互不见面，孤独互相累加却并不总计，随着人数密度的增加，虚无却渐渐迫近人们。人群将我从我自己体内拽出来，让成千上万个小小欲望的放弃占据我那空无一物的在场。
四处耀眼的广告在霓虹灯的闪烁下重现着普罗丁[13]的名言：“虽然每个人都是分散的，但所有生灵都在一起。”其实只需伸出手臂去触摸，抬起眼睛去见人，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一切就会变得如此亲近和如此遥远，就像是在玩巫术。
★
与人群、毒品和恋爱感受处于同等地位的是酒精，它具有蛊惑头脑最为清醒的人的特权。有了酒精，孤独的水泥墙壁似乎成了一面纸质的墙，演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撕扯，因为酒精掌握着私人戏剧层次上的所有东西。这种慷慨的幻觉，杀起人来一个不漏。
在一家令人厌烦的咖啡馆里，所有的人都没精打采，这时有一个喝醉了的青年摔碎酒杯，抓住一个酒瓶砸在墙上。然而没一个人有激动的反应，年轻人在等待中非常失望，便从窗户里跳了下去。然而他的举动却是虚拟般地在所有人的头脑中划过。只有青年本人将这一举动具体化了，只有他一人跨越了孤独的第一道核辐射地带：即内部孤独，也就是世界和自我的内倾性分离。没有一个人回应他认为非常明显的信号。他还是孓然一人，就像那个孤独的穿黑茄克的人，独自烧一个教堂或杀一名警察，他能与自己协调却命定处于流放的境地，因为所有其他人都过着被流放在自己的生存之外的生活。他没能逃脱孤独形成的磁场，被卡在失重的状态中。不过，从对待他的无动于衷的态度的深处，更能看清他那呐喊的微小区别，即使这一发现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他也知道应该在另一个音调上重新开始，并且要加大强度，增加更多的协调。
只要每个孤独的生灵拒绝理解这一点，就只存在一个共同的入地狱之罪。我们要懂得，一个谋取自由的行为，不管它多么微弱，不管它多么笨拙，总是承载着真正的交流，承载着恰当的个人信息。打击自由叛乱者的镇压行为将针对所有的人。所有人的鲜血与被杀害的众多杜鲁提[14]的血一道流淌。自由在哪里后退一寸，它就会使保持事物秩序的压力增加百倍。当人们被排斥在真正的参与之外时，他们的行为就会误入共同生活的脆弱幻觉的歧途，或走向它的反面，即对社会性作出生硬的和绝对的抗拒。他们将像钟摆运动那样，从一边向另一边摆动，使钟点在死亡的钟面上奔跑。
四、痛苦
自然异化的痛苦已经让位于社会异化的痛苦，而治疗痛苦的药方倒成了证明（1）。在缺少证明的地方，驱魔法就去补缺（2）。然而任何遁词从此以后都不能掩盖一个痛苦组织的存在，它是一个建立在束缚分配之上的社会组织（3）。被压缩成束缚意识的意识就是死亡的前厅。意识的失望造就秩序的谋杀者，失望的意识造就非秩序的谋杀者（4）。
1
呐喊与言语的交响乐给城市街道奉献了一种运动的维度。在连续的低音部上抑扬着低沉或轻盈的主题，嘶哑的嗓音，歌唱般的喊叫，无穷无尽的句子发出怀旧般的声响。一座声音的建筑物叠加在街道和门面的轮廓上，补充或纠正着某个街区中那引人入胜或令人作呕的音符。然而，从反鲤鱼街到香舍丽榭大街，四处响起的基调都是一样的：它那阴森的共振音深深地嵌入所有人的耳朵，以至于人们已经见怪不怪。“这就是生活”，“人的本性难改”，“事情就是这样”，“事出有因”，“天天如此让人难受”……这首哀歌的结构里囊括了千奇百怪的谈话内容，使人的敏感性倒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哀歌成为人类情绪中最为共同的表达方式。什么地方它不被接受，那里的失望感常常会变得难以觉察。两个世纪以来，欧洲音乐中快乐的缺失似乎并不令任何人担心，也只能这么说。消费，耗尽：灰烬变成了火焰的标准。
这种痛苦和驱逐仪式所占据的重要活动，其根源来自何方呢？这无疑来自于强加给原始人类的严酷的存活条件，在敌对的大自然中，到处充满着粗暴和神秘的力量。面对这些危险，脆弱的人类在其集合体中不仅发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而且还发现了一种与大自然进行合作的方法，学会与大自然签订盟约，甚至去改变它。在与自然异化（死亡、疾病、痛苦）的斗争中，这种异化演变成了社会的异化。这么一来，也不管人们怎么想，死亡、疾病和痛苦就变成了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人们逃脱了严厉的气候，解决了饥饿问题，改善了生活条件，却掉进了被奴役的陷阱。他们受众神的奴役，受其他人的奴役，受人类语言的奴役。然而，这样一种奴役包含了其胜利的部分，在天神的恐怖面前，人类有了一种生活的伟大意义，并且使人类变得不可战胜。这种人类的与非人类的交融，就足以解释痛苦的模棱两可性，说明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表现方式，它既是一种令人羞愧的邪恶，又是一种拯救人类的邪恶，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福祉。当然我们还应该算上宗教带来的可耻的弊病，尤其是基督教神话引发的丑恶弊端。基督教神话充分发挥其想象天才，将一种病态和堕落的虚构形象抬到完美的至高点：用自愿的肢解去预防解体！
“自从基督到来以后，我们所解脱的并不是忍受痛苦的苦难，而是无用地受苦的苦难”，耶稣会的夏尔（Charles）神甫这样写道，说得恰到好处。政权的问题是它从来不谈取消自身的问题，而是给自己制造一个理由，以便不“无用地”去镇压。通过痛苦与人类的结合，以神灵的宽恕或自然的法则为借口，基督教这个病态的治疗学成就了它的“大师之举”。从亲王到经理，从神父到专家，从精神领袖到社会心理学家，谈论的都是有用的痛苦和自愿的牺牲，这些法则是构成等级政权的最牢固的基础。不管受苦的理由是什么，如为了更美好的世界啦，还有社会主义社会啦，或是令人神往的未来啦，人们接受的痛苦都是基督教式的痛苦，永远如此。现如今，基督换了红色外衣，其狂热的信徒取代了过去的教会寄生虫。随处可见的各种公开要求中都印着水印人头像，令人作呕地钉在十字架上，所到之处的同志们都听到召唤，去争取战斗先烈的那个愚蠢的光环。崇高事业的搅拌机正在用流淌着的鲜血炮制着未来的肥猪肉：少一些战争炮灰，多一些原则垃圾！
★
初看起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似乎决心解决痛苦问题，其顽强程度与它当初追捕它所仇恨的宗教时的程度不相一下。它热衷于进步、舒适、利润、福利、理性等，持有足够的武器――倘若算不上真实的武器，至少也是幻想的武器――去说服人们，试图科学地结束痛苦的苦难和信仰的苦难。众人皆知，这只需发明一些新型麻醉剂，制造一批新的迷信就行。
取消了上帝，痛苦就变得“自然”了，它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属性；人类必将战胜它，但必须通过其他的补偿痛苦来实现：如科学的烈士，进步的献身者，牺牲的几代人。然而就在这个运动中，自然痛苦的概念揭示了它的社会根源。当消除了人类的自然本性后，痛苦就变成了社会性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内在属性。当然，若干次革命证明，社会苦难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法则，完成可以存在另一种社会形态，在那里，生活的苦难将被排除在外。历史打碎了社会本体论，正如痛苦，它非但没有消失，并且在历史的要求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连历史也突然变得只向一个固定方向前进。中国正在通过教育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家庭、热爱劳动，去培养他们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历史本体论捡起了过去所有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渣滓，所有的自我（en-soi），上帝，大自然，人类，社会等。从今以后，人们将历史与历史学本身对立起来，因为历史学已经成了政权的最后一道本体论护墙，一个终极性的招术，它在许诺一个长长的周末时，却隐藏了一个意愿，即持续到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星期六。在那偶像化了的历史背后，痛苦却显示了它独立于等级化社会组织的能力。而当结束这种等级政权的意志足够深入人们的意识时，每个人都会信服这一点，即武装的自由和束缚的压力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味道。
正像罗扎诺夫[15]所写的那样，人类已经被大衣柜压在低下。如果不将柜子抬起来，就无法将全体人民从永久的无法忍受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把人压扁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怕是只压一个人。你看他想喘气却喘不过气来。大衣柜压盖着所有的人，然而每个人都承受着他那一部分不可推让的痛苦。虽然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抬起这个柜子，但每个人的信念不一样，使的劲也不一样。真是一个奇怪的呻吟着的文明。
思想家们不仅要问：“这些压在衣柜下的人！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尽管如此，他们已经进去了。如果有人以客观性的名义来展现，说人们无法战胜这一沉重的负担，那么他的每个句子，他的每句话，都将加重衣柜的重量，加重这个他本来想用“客观意识”的通用性来表现的物品的重量。整个基督教精神就是这样，它让人们在此约会，将痛苦当着一只好狗加以抚摸，分发着被压扁的但还微笑着的人的相片。“柜子的道理总是最好的道理”让人听到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出版，被加放到这个柜子里。尽管所有人都想呼吸，但没有人能够呼吸，于是许多人就说：“我们以后再呼吸”，而极大多数人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要么就现在，要么永远不。
五、劳动的没落
生产的义务性异化了创造的热情。生产性劳动属于秩序的维持程序。劳动时间随着条件制约（conditionnement）王国的加强而减少。
在一个混淆了劳动与生产率的工业社会里，生产的必要性总是与创造的欲望相对抗。那么人类的火花还剩下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人的身上还有什么可能的创造性呢？人们每天清晨六点钟被从睡梦中拖起来，颠簸在郊区火车上，忍受着机器的轰鸣声，满身灰浆，一身汗水，整日忙碌在工作中，做着无用的动作，受着数量统计的控制，到了傍晚却被扔向火车站大厅，走进这些通向工作日地狱和周末小天堂的出发大教堂，人们在那里共同消受疲劳与昏沉。从青少年起直到退休年龄，二十四小时轮流制不停地重复着碎玻璃片那同样的破损状况：固定节奏的裂缝、“时间就是金钱”的裂缝、服从长官的裂缝、厌烦的裂缝、疲劳的裂缝等。年轻的力量被粗暴地撕成碎片，年老时又被撕裂出一个大口子，生活在强迫劳动中处处崩溃。人类文明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蔑视生活；整整一代人一直生活在厌恶生活的气氛中，于是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疯狂地想好好生活。那些被关在劳动的机械化屠宰场里被慢慢杀死的人，这时开始讨论问题，唱着歌，喝着酒，跳着舞，亲着吻，走上大街，拿起武器，谱写新的诗歌。他们已经形成反抗强迫劳动的战线，拒绝的行动已经在勾勒着未来意识的轮廓。任何通向生产率的召唤，在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式经济所要求的条件下，都是一种通向奴隶制的召唤。
生产的需要很容易找到它的理论根据，傅拉斯提埃[16]是第一位提倡这种理论的，他毫不费劲就塞进了十本书。不幸的是，对经济主义的新思想家们来说，这些理论根据都是二十世纪的，这是一个劳动阶级陷入贫困的时代，劳动的权利变成了沦落为奴隶的权利，而奴隶制则是人类初期那些被屠杀的战俘所要求的制度。那时的首要目的是要保持肉体上不消失，能存活下来。生产率的迫切需要就是存活的需要；但从今以后人们是想生活，而不仅仅是存活。
Tripalium是一种刑具。Labor[17]意味着“刑罚”。如果我们忘记了“工作”和“劳动”的词源意义，那就有些轻率了。昔日的贵族至少还有曾经体面过的记忆，当然也有废除他们奴隶制的耻辱。贵族对劳动的蔑视反映了主人对被统治阶级的蔑视；劳动是一种抵罪行为，是神圣法令所作的永久性判决，上帝要求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其理由是不可喻的。劳动在命定的惩罚中，像是专门惩罚穷人的，还因为这种惩罚作用于未来的拯救，所以它还带有某些快乐的特征。说到底，劳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
资产阶级并不进行统治，它只进行剥削。它很少奴役人，而更倾向于使用。人们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即生产性劳动的法则已经替代了封建权力的法则；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理解这一点呢？
那么劳动是否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呢？能否将穷苦人从永久的地狱之罪中拯救出来呢？哪怕是给一个幻觉也好。如今无疑可以看出，对美好的明天的要挟紧跟着对身后的拯救的要挟。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现时总是处于压迫的打击下。
那么是否因为劳动能改造自然呢？当然，但当自然被作为物品来安排，采用利润的措词来理解，技术膨胀覆盖着对生活使用的紧缩，那我又能做什么呢？此外，劳动也像一个性行为，它的功能不是繁衍后代，而是很意外地生出许多孩子，有组织的劳动通过额外累加来改造各大陆的表面，它通过延伸作用而不看人的动机。用劳动去改造世界？算了吧！世界正在向一个方向改变着，在那里只有强迫的劳动；这就是为什么它改变得这么艰难。
人是否能在他的强迫劳动中表现自我呢？在十九世纪，在劳动的概念中还残留着创造性的一丝痕迹。左拉[18]曾经写过制钉工人的竞赛，描写工人们怎样进行技能比赛去完善他们那微小的杰作。热爱职业，寻求某种实际上并不容易的创造性，无可争议是使人们能忍受十到十五小时劳动的动力，如果从中得不到某种快乐的话，没有人能够坚持住。原则上还是手工业式的某种观念，让每个人在工厂的地狱中为自己潜心安排着一种暂时的舒适。泰勒主义[19]用它致命的大棒敲击着古老的资本主义精心保持着的思想观念。从流水线劳动中希望得到点什么完全是徒劳的，那怕是一张创造性的漫画也不可能。热爱精巧完成的作业，在工作中得到升迁的欲望，如今已经成为擦不掉的印记，显示着人们的懦弱和最愚蠢的服从。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要求人们服从的地方，古老的思想空屁就会大行其道，从集中营的Arbeit macht frei[20]口号到享利•福特[21]和毛泽东的讲话都是这样。
那么强迫劳动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封建主和上帝共同实施的权力神话在封建制度的统一性中找到它的强制权力。在统一性神话被打破以后，资产阶级的碎块权力，在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下，开始了意识形态的统治，无论是单个的或是整体的意识形态，其效力都不及神话的四分之一。生产劳动的专政趁机接过它们的班。其使命就是从生理上削弱最大多数的人，对他们进行集体阉割，使他们昏迷不清，使得他们能够接受最没有意义和最缺乏阳刚的思想，接受谎言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为陈旧的观念。
十九世纪初的无产阶级大部分是体力低下的人，他们一概被工厂车间的折磨撕得支离破碎。反抗主要来自于小手工业者，特殊阶层或无工作者，而不是那些被十五个小时累垮了的工人。在工作时间减少的同时，消费社会中显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景观，似乎必然会有效地代替年轻资产阶级已经砸碎的封建神话，这不让人匪夷所思么？（人们确实为获得一台冰箱而工作，为一辆轿车工作，为一台电视机工作。许多人还在这么做，他们是“贵宾”，应邀去消费被动性和空无的时间，这些都是生产“需要”“供给”他们的东西）。
1938年发表的统计资料表明，一种现代生产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每天所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三个小时。然而我们还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不仅与计算结果相去甚远，而且在耗尽了几代劳动者的力量后，在向他们许诺一个如今需要用分期付款来购买的福利时，资产阶级（还有它的苏联版本）还在劳动以外的方面继续在摧毁人类。明天，它还要用五小时工作制来引诱人们，即创造性时间所需的日常消耗还要增加，因为它可以用创造的不可能性（所谓休闲的组织）来填充这些时间。
六、减压和第三力量
直到现在，暴政只是转了一下手。在对领导职权的共同尊敬方面，敌对的力量从没停止过培育在未来中能和平共处的胚芽。（当革命组织者夺取了一个官位的权力后，革命就与革命者一道灭亡了。）未能解决的互相对抗将在掩盖真实矛盾的过程中腐烂掉。减压是统治阶层对敌手的永久性控制。第三力量使矛盾更加激进，以个体自由的名义将其引向超越状态，摆脱一切形式的束缚。政权没有别的方法对付第三力量，要么粉碎它，要么操纵它，但并不承认它的存在。
让我们归纳一下。数百万人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建筑物里，既没有大门也没有窗户。无数的煤油灯光线暗弱，与建筑内持续的黑暗不断较量着。而且从古到今，习惯上都是由穷人来维护这些煤油灯，使得灯油的进程与反抗与平静的进程完全相吻合。有一天，全面的暴动发生了，是这里的人民从未经历过的那种激烈的暴动。暴动者要求完全平均地分摊照明费用，一大批革命者要求免除他们称之为公益服务的费用，若干极端主义者则走得更远，他们要求摧毁这个住所，说它有害建康，与共同生活不相适应。与往常一样，最讲道理的人们在战争的暴行面前却手无寸铁。在与治安力量的强大对抗中，一枚流弹落在了墙上，炸开一个口子，阳光从缺口中流洒进来。在初期的惊讶过后，人们以胜利的喊声欢呼这一光芒的到来。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从此以后，我们只需另开别的缺口。油灯被放进了废品屋，或送进了博物馆，权力随着开墙洞者的到来而垮台。人们忘记了主张彻底摧毁墙壁的支持者，甚至对他们的不动声色的清洗似乎也在悄悄地进行。（大家只是就窗户的数量和位置争执不休。）一两个世纪后，他们的名字将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而那时的人民已经习惯于宽敞明亮的大玻璃门窗，永远对什么都不满意，会提出一些荒谬的问题。“整天在一间温暖房里混日子，这还是生活么？”他们会这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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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们的意识有时是被禁闭者的意识，有时是关押犯的意识。向两边摇摆就是他的自由。他就像一个被判刑的囚犯，只能从牢房的白色墙壁走向越狱的栅栏铁窗。若在孤独的小地下室里打开一个小口，希望就随着光线透了进来。监狱让囚犯寄托一点越狱的希望，囚犯的俯首听命也就有了保障。在被逼到无出路的墙角时，人就只有狗急跳墙了，他会发疯似地去推倒墙壁，或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这对于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其实自杀者并不高兴，他不愿像东方王子那样，拉着所有的陪葬奴隶荣耀地死去：法官、教士、将军、警察、精神病医生、哲学家、经理、专家和控制论专家）。
等级原则事实上在两个阵营的狂热者中都是共同的。在冲突中没有人不受惩罚，也没有人能声称无辜。面对洛伊德•乔治[22]和克虏伯[23]的资本主义，树立起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反资本主义。在现代大师的镜子中，已经反射出未来的大师。正如海湼所写的那样：
Lächelnd
scheidet der Tyran
Denn er
weiss, nach seinem Tode
Wechselt
Willkür nur die Hände
Und die
Knechtschaft hat kein Ende.[24]
暴君微笑着死去，因为他知道在他死后，暴政只是转了一下手，而奴隶制是不会结束的。当头的人换了，就像他们的统治方式也换了一样，但他们仍然当头，仍然是政权的主人，并且以私人的名义在行使权力。（列宁的伟大无疑在于他浪漫地拒绝了这一点，不去担任绝对主人的职务，即布尔什维克党团的等级组织赋于他的职务。此外，1956年布达佩斯工人运动、1921年的喀朗施塔得起义和斯大林的“亲爱的父亲”形象（batiouchka）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伟大）。
个人主义，醉生梦死主义，集体主义，行动主义……各种意识形态证明了这一点：有上百种与权力相伴的方法。但只有一种保持极端的方法。需要推倒的墙壁还很高大，但打开的许多缺口已经动摇了它的根基，不久后只需大喝一声，就能看到它哗啦倒下。但愿第三力量的奇妙现实从历史的迷雾中喷发出来，在暴动中激发出个人的热情！人们即将看到，日常生活中蕴藏着一种巨大的能量，它能移山倒海，能缩短距离。长期的革命正在事实中准备书写一次行动，而它那些匿名的或不知名的发起人将一拥而上，与萨德[25]、傅立叶、巴贝夫[26]、马克思、拉色内尔、斯蒂纳[27]、洛特雷阿蒙、勒奥梯埃[28]、瓦扬[29]、享利[30]、维拉[31]、萨帕塔[32]、马克诺帮[33]、巴黎公社社员，还有汉堡起义者、基尔[34]起义者、喀朗施塔得起义者、阿斯图里亚斯[35]起义者，还有那些玩心未尽的人，还有刚刚开始游戏的我们，我们一起来进行这场争取自由的游戏。
第二章 不可能的交流或作为普遍中介的权力
在权力范畴内，中介是一种被歪曲的必要性，在这种必要性中，人们学着合理地迷失自我。如今，中介的异化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受到可消费物专政的质疑（七），受到交换优先于赠与观念的质疑（八），受到控制论（九）和数量王国的质疑（十）。
七、幸福的年代
当代福利国家与旧的生产社会中穷苦大众所要求的存活保障形成不合时的对应关系（1）。——存活的富足导致了生活的贫困（2）。——购买力是一纸购买权力的许可证，也是在事物范畴内成为客体的许可证。在可消费物的同一专制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在走向消亡，但各自的速度则不相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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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笑脸已经不再以水印的形式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一现象始于它繁多地出现在一望无际的墙壁和栅栏上的那一刻，它向每个过往行人奉献出一个普遍形象，让每个人从中去辨认自己。
开上大众车，出行真省心！
用上巴拉木塑胶，生活无忧虑！
这位有品味的人也是一位智者。他选择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
幸福并非神话，欢呼雀跃吧，亚当·史密斯[36]和杰尼米·边沁[37]！人文主义者傅拉斯蒂埃写道：“我们生产得越多，生活得也就越好”，而另一位天才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回答如同这句话的回声：“为了拯救经济，必须购买，购买什么都行。”生产和消费是现代社会的乳头。人类以这样的方式接受哺乳，在力量与美丽方面茁壮成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胜数的便利，形式多样的消遣，大众享用的文化，梦一般的舒适设备。到赫鲁晓夫报告时，绚丽的共产主义黎明终于升起，以两道革命性政令开始了它的统治期：取消税收和免费乘车。是的，黄金时代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在这场动乱中，有一类人则杳无踪迹：那就是无产阶级。他们昏厥了吗？抑或潜入丛林打游击去了？再或被弃置于博物馆内了？sociologi disputant[38]。有些人深信，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无产者已不复存在。冰箱、电视、多菲纳汽车、低租金住房以及大众戏剧的大量积聚证实了这一点。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义愤填膺地揭露着一些花招把戏，指出有一些劳动者工资微薄，境遇凄惨，不免让人想起19世纪。前者则反驳道，“落后的产业、弱势的群体正在被逐步吸收；您不能否认，经济正朝着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而非印度。”
确切地说，在苏联，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并不能直接使托拉斯的领导同志变得富有。剩余劳动仅仅给他们提供强化了的组织权力和官僚的权力。其剩余价值是权力的剩余价值。（不过，这种新型的剩余价值仍然遵循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如今，马克思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则在生活经济中显示了其真实性。）领导同志获得的剩余价值，并非是金钱资本，而是信任资本的原始积累。意识形态方面的顺从接纳使他获得了这种信任资本。此外，汽车外加乡间宅邸（datcha），作为对效力于国家和无产阶级、对提高效率和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回报，让我们清楚地预见到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金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荣誉称号，各种头衔，由强权和专门思想构成的特权阶层。（想想斯达汉诺夫[39]的效仿者、“空中英雄”、织线起绒工和拙劣总结者吧，他们得到的权利就是这个。）
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过程中，老板的物质利润仍然有别于意识形态利益。老板并非是唯一从消费组织中获取意识形态利益的人。这恰恰是阻止我们看清问题的地方，似乎在经理与工人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即经理是年年更新的福特汽车，而工人是精心保养长达五年的多菲纳汽车。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如今的计划是一切都要盲目跟着转的东西，它正逐渐按照消费和促使消费的可能性来量化社会的差别。层次分得越多，差别分得越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就越是减小，这样就将人类混合在仅有的贫困差异之中。最高程度应该是由专家组成的控制论社会。这个社会由分等的专家构成，根据他们消费权力和促使消费权力的能力来掌握权力的剂量，以适应一台巨大的社会机器运转的需要。他们既是社会机器的程序，又是该程序的反馈。是奴隶式不平等之中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社会。
剩下的就是“第三世界”。还剩下一些古老的压迫形式。假设大庄园（Latifundia）制度下的农奴是新型无产阶级的同代人，我觉得他会完美地构成混合炸药，从中诞生出全面革命。谁会料想到，在获得土地改革和设备齐全的厨房后，安第斯山中的印第安人就会放下武器，而收入丰厚的欧洲劳动者却要求根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的，从此以后，安逸状态下的反抗为世界上的一切革命确定了最低要求的程度。倘若有人遗忘了这一点，那圣·于斯德[40]的话只会更为严酷：“只进行部分革命的人无异于自掘坟墓。”
八、交换和赠与
贵族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赠与模式之上构想人类关系，然而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赠与是封建赠与的超越。资产阶级，或者说交换的阶级，它是一根杠杆，它可以颠覆封建的规划，并在长期革命中超越这种规划（1）。——历史是从自然异化到社会异化的不断转变的过程，而反过来看，历史也是一种抗争不断增强的过程，这种抗争通过清除异化的方法去分解历史。对抗自然异化的历史性斗争将自然异化转变为社会异化，然而清除异化的历史运动本身又落入社会异化的境地，并揭露它的主要魔法。这种魔法就在于它的剥夺性强占。它通过牺牲表现出来。牺牲是交换的古老形式。对交换的极端量化使人沦为纯粹的物品。
从这个零点出发，可以诞生一种新型的人类关系，一种既无交换又无牺牲的人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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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主神圣的等级制度和未来无阶级社会的无政府秩序之间，资产阶级确保了一段既不稳定又不光荣的空缺期。交换的no man’s land成为无法居住地，它将过去贵族阶层沉湎的自我赠与的不健康快乐，和新一代无产阶级逐渐醉心的出于自爱而赠与的快乐区分开来。
有来有往是资本主义及与其对抗的后续各种主义所宠爱的重复性格言。苏联“奉送”它的医院和技术人员，正如美国“奉送”它的投资和外交调解，又如莫勒灰浆“奉送”它的意外礼物那样。
问题是这种赠与的意义已经脱离了思想观念和情感举动。我们联想到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向鱼市大街上每位过往的靓丽女性赠送一支玫瑰时，却立刻激起了公众的轻蔑和憎恶。
显而易见，交换和补偿使人类关系逐步恶化，这与资产阶级的存在是紧密相联的。说交换在世界的某个地区还继续存在，而且据说那里已经实现了无阶级的社会，这一点至少说明，资产阶级的影子依然在红旗下施展影响。尤其是在拥有工业人口的所有地方，赠与的快乐泾渭分明地划定了计算的世界与丰富节庆的世界之间的界限。这种给予方式并不与贵族阶级的威望性赠与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实施威望性赠与的贵族阶级必然会受制于牺牲的概念。诚然，无产阶级身负人类圆满美好的规划，全面生活的规划。这个规划，贵族阶级只是成功地将它引向了最为富有的失败。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由于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还有它所进行的事业，无产阶级方能拥有这样一个未来。正是有了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描绘一幅全新社会的蓝图，有能力实现人人平等的梦想，实现万能的乌托邦，实现没有停顿时间的生活的意志，难道不是吗？现在，一切都证实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机遇：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通过超越的方法摧毁封建制度。无产阶级将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完成这项使命，将资产阶级打倒在地，踩在脚下。资产阶级注定只代表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倘若没有这个过渡阶段，就无法设想任何对封建规划的超越。因此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它创造了一根必不可少的杠杆，没有这一杠杆，统一权力将永远不会被打倒，尤其是它永远不会被推翻，并沿着完全的人的方向给以修正。正如上帝的造物所证实的那样，统一权力已经给完全的人一个世界，一个完全的人头朝下倒立行走的世界。我们只需将它颠倒过来。
在经济范围内不存在可能的解放；在经济的王国中只有一种假设的存活经济。正是在这两个事实的触动下，资产阶级将人类推向经济的超越，推向历史的彼岸。将技术服务于一首新型诗意，这是它不值得一提的功劳。只有在它的消失中，资产阶级才显示出它那前所未有的伟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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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价值的体现由交换机制来承担，人类价值的瓦解将导致交换本身的瓦解。贵族赠与的不足开始在纯粹赠与上缔造新的人类关系。应当重新找回给与的快乐；由于财富过剩而给与；因为拥有太多而给与。当几代青年人的洋溢热情发现了纯粹的赠与时，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福利社会将会激起多么美好的冬节啊！（一种激情正在年轻人中日益普及，他们偷窃书籍、女大衣、女士包、武器和首饰，为的就是要感受赠送的乐趣，这不免让人预测到热情的用处，它就是生活的意志为消费社会安排的角色。）
符合预制需求的，是一种新型生活风格的统一需求。艺术这个人类经历的时刻的经济，已经被商业市场所吸收。欲望和梦想在为市场营销而工作。日常生活被切成一系列可以互相替换的瞬间，正如与之相符的小玩意（食品搅拌器，高保真音箱，节育器具，舒适测量仪，安眠药等）。处处可见彼此相等的碎片在权力公平分布的亮光下不断地晃动。平等，公正。虚无物、限制和禁忌的交换。没有连续的交替，只有暂停的交替。
应当与封建的不完美重新建立联系，这并非为了使之完善，而是要超越它。应当重新与统一社会的和谐建立联系，把它从神灵和神圣等级中解放出来。新型无辜与神意裁判[41]和上帝的审判并非相差千里；血统的不平等比资产阶级的平等更加接近于自由个体的平等，因为个体之间是不可互相替代的。贵族受束缚的风格只不过是无奴隶主人将会经历的伟大风格的粗略轮廓。然而，在生活风格和存活方式之间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蹂躏如此众多的现代生命的存活方式又是什么？
九、技术及其中介用途
技术的非神圣化恰恰与掌握这种技术使用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消费的民主统治使小玩意失去了一切神奇价值。同样，组织（新技术中的一种技术）的统治使新的生产力丧失了搅乱和诱惑的权力。——这样，组织就被揭露成一种纯粹的权威组织（1）。——异化的中介使自身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削弱了人类。——一种社会的面具掩盖了众多生灵和物品。在目前剥夺性强占的状态下，这个面具将其掩盖的东西转变为没有生命的事物，转变为商品。不再有自然。——重新找回自然，就是通过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把自然重新创造成有资格的对手。——物质装备的过度增长撑破了等级化的旧社会的外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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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样的不足侵袭着非工业文明，其中仍然有人饥饿而死，而在实现了自动化的文明中，那里却有人因烦恼而亡。所有天堂都是人造的。尽管特洛布里恩岛[42]上一个居民在禁忌和仪式方面很富有，但他的生命却任凭天花瘟疫的摆布；而一个普通的瑞典人，尽管他的生活很舒适，却依旧很贫穷，时时受到自杀和存活之苦的威胁。
卢梭主义和田园诗伴随着工业机器最初的隆隆声。正如我们在亚当•斯密或者孔多塞[43]那里所看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也出自于四个时代的古老神话。铁器时代先于黄金时代，进步的实现也如同一种循环，这似乎很“自然”：应当回归到原罪以前的无辜状态中。
只要劳动阶级和不发达民族呈现出物质贫困的景观，而且是贫困正在逐渐减轻的景观，进步的热情就会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延续，即社会主义的食槽中充分吸取养料。但是，在里昂工人破坏织布机、自发地破除神秘化后又过了一个世纪，全面危机爆发了，这次是来自于大工业的危机。这是法西斯式的倒退，是回到手工业和行会主义的愚蠢幻想，是雅利安人怪诞可笑的“野蛮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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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组织不会在外力的压迫下垮台。它若失败只能是内部腐化的结果。技术组织并不像普罗米修斯的意志那样遭受到惩罚，相反，它会因为从来没有摆脱主人与奴隶这种辩证关系的束缚而身亡命殒。即使控制论者有朝一日掌握了统治权，他们的统治也将总是过于接近边缘。他们最为耀眼的前景已经使一名白人老板想起了一位黑人员工的一番话（《非洲现状》[44]，1956）：“看到你们的卡车、飞机时，我们还以为你们是神，后来，若干年之后，我们学会了驾驶你们的卡车，不久我们也会学会驾驶你们的飞机，我们明白了，你们最感兴趣的，是要制造卡车、飞机，以赚取金钱。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使用这些卡车和飞机。现在，你们成了我们的铁匠。”
十、数量的王国
经济的迫切需求试图把商品的分刻尺度强加于一切人类行为。大宗的数量本应取代质量，然而数量甚至也被规定了限额，作了节俭。神话建立在质量的基础上，而意识形态则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上。意识形态的饱和体现为一种互相矛盾的小份数量的分割，使得它们无法避免自我的摧毁，也无法避免不被大众性拒绝的质量否定性所摧毁（1）。——数量和线性是不可分割的。时间的线条和尺度，生活的线条和尺度，是它们确定了存活的内涵；存活是一系列可以互相替换的瞬间。这些线条进入了权力的模糊几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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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交换的体制最终控制了人与其自身、人与其同类的日常关系。在整个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上进行统治的主宰，那就是数量。
《例外与规定》的商人承认，“我不知道人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他的价格。”鉴于个体的人们接受权力并使权力得以生存，权力也就按其标准去规约个体，把个体定位到刻度上。对于专制体制而言，个体是什么？个体就是正式位于专制视角中的一个点。诚然，这是它识别到的一个点，但它是通过一种数学，在一个图解上认出的这个点。在图解上，横坐标和纵坐标上的要素确定这个点的准确位置。
生产和促使生产、消费和促使消费，其能力被作了量化。量化的能力使哲学家视若珍宝的一种说法变得具体易懂（再说，这一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哲学家的使命）：人的衡量尺度[45]。这倒不至于包括驾车出游这种微不足道的乐趣。驾车出游通常按照跑过的公里数、达到的车速和汽油的消耗量来进行估算。按照经济的迫切需求对感觉、激情和需要进行占有的节奏，通过用现金支付其假造物，很快人们就会只剩下对过去曾经生存的回忆。历史作为人们对往昔的追溯性生活，将安抚存活的痛苦。在可以衡量、并且已经衡量出的时空中，真正的快乐如何能保持住呢？最多也就是一个厚实的满足感，觉得物有所值，也就是这个价。只有物品是可以衡量的，因此任何交换都必须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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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快感与对这种享受的冒险性追求之间有一种激情张力，而从激情张力中继续留存下来的东西，它最终会分解为一连串的喘息性动作，一种机械地重现的连续行为。人们想加快动作的节奏，哪怕是造成一种达到性欲高潮的假象也罢，但这都是徒劳的。动作的速度、迅速的变化、分别计时的爱，这种量化的情欲处处都扭曲着快乐的真实面孔。
质量逐渐具有了无限数量的外表，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系列，其暂时的终点常常就是对快乐的否定，就像在堂璜精神中那样，这是一种基本的不满足感。更有甚之，当今社会似乎还在鼓励这种不满足感，任凭人们扩大对绝对物的永无止境的渴望，给实施破坏的行为和施展发狂的诱惑大开绿灯！谁会拒绝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或给一个稍稍看破生活的人增添一点生活的魅力呢？他会从容不迫地享受一切使被动性变得有趣的事物：漂亮姑娘的闺阁，自命不凡者的府第，高纯度的毒品，美味佳肴，烈性烧酒，芬芳的香料等；要我说，对于一个男人，他并不想改变生活，而是要在生活提供的舒适中寻求庇护；对一位高品位的享乐者来说（蠢猪们只有享乐的办法）也是如此。事情果真如此吗？如今没有人再拥有这样一种选择：数量本身就被规定了限额，在东方和西方社会中都一样。一位金融巨头哪怕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他仍旧会拒绝在一次盛大的狂欢中耗尽所有家产。利益和交换的道德不会放过猎物；用于家族的资本主义经济被称为精打细算。
然而，把数量限制在质量的角色中，我的意思是说，使得建立多维世界的动人幻象拥有多种的可能性，这一骗局的运气真不错。将交换包含于赠与之中，在天地之间任凭一切冒险充分发挥（吉尔•德•莱斯[46]的冒险，但丁的冒险），资产阶级禁止的恰恰是这些，它以商业和工业的名义所摧毁的正是这些。这种做法会让自身产生何等的忧伤！可怜而又珍贵的催化剂——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正因为有了它，无阶级和无权力的社会将会实现贵族阶级童年的梦想。
封建的和部落的统一社会掌握着第一重要的、具有神话性和欺骗性的数量因素，以此作为笃信的行为。资产阶级刚刚打破权力和上帝的统一性之后，就力图将手中的权力碎块和碎片包裹上统一思想的外衣。是啊！没有统一性，哪来的质量！民主随着社会的分散化而获胜。民主是最大多数人的有限权力和有限的最大多数人的权力。很早以前，大型的意识形态就将信仰赐给了数量。祖国是什么？如今就是数千名退伍军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政党”是什么？现在就是数百万的选票，数千名竞选广告的张贴者；总之一个群众的政党。
事实上，意识形态是从数量中获得本质，它只不过是在时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和空间（为消费者所控制）中大量复制的一种观念。意识形态、信息、文化越来越倾向于失去内容而成为纯粹的数量。信息越是无关紧要，它被重复的次数就越多，越是能使人们远离真正的问题。但是我们离弥天大谎还很遥远，戈培尔[47]说弥天大谎比任何其他谎言都更能欺骗人。意识形态的竞拍叫卖，以同样的自信力展示了成百上千的书籍、洗衣粉、政治观念，依次使它们无可争辩的优势得到承认。甚至在意识形态中，数量也因为自身而互相抵消；条件制约也由于自身的冲突而失去其功能。如此说来，我们如何重新找回能够移山倒海的质量美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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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为生活在世界中，而事实上，人们是把自己放在一种视角中。这种视角并不是原始画家那同时发生的视角，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者的视角。目光、思想、行动很难避开远处消失点的吸引。消失点会安排和修正这些目光、思想和行动，把它们置于其景观之中。权力是最伟大的城市设计家。他把存活分成私有和公共的碎片，以低价买回已经开垦的土地，禁止不按其标准进行建造的行为。他建造时显得分外笨拙，那些个城市建筑的老板们也不甘示弱，将神圣等级的古老魔法书翻译成不同的城区：高干区，白领区，工人区（正如在穆朗克斯一样）。
重新构建生活，重建世界：这是同一种意志。
十一、中介的抽象和抽象的中介
如今，现实被束缚于形而上学中，正如它过去被束缚于神学视觉中那样。权力强加的观察方法以中介的初始功能去“抽象”这些中介。中介的初始功能是将实际经验的要求延伸至现实之中。但中介从来也不与实际经验失去联系，它抗拒着权威场的引力。抗拒点就是主观性的瞭望台。直到目前，形而上学者只是努力组织世界，而现在应当违心地去改造世界（1）。——有保障的存活的王国渐渐粉碎了对于必要权力的信仰（2）。——这样就预示了一种对统治我们的形式的逐步拒绝，拒绝这些形式的组织原则（3）。——绝对的理论，是这种一致性拒绝的唯一保证，它已深入大众之心，因为它延伸了群众的自发创造性。“革命的”意识形态是领导者操纵的理论。——词语处于生活的意志和对其进行压制的边界上；对它们的使用决定了其意义；历史监视着使用方式。语言的历史性危机宣告了一种可能的超越，朝着行动的诗意，朝着符号的伟大游戏走向超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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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继续前进的过程中，我最终会在哪一个拐角处迷失自我呢？以保护我为名，将我与自身分隔开的又是怎样的屏障呢？在组成我的碎片中，又如何重新找回自我呢？我正在迈向一个我未知的地方，一个永远不能把握自我的不确定的地方。所有事情的发生就像是我的脚步走在我的前面，好像思想与情感正在想象着创造一种心理景致，而心理景致实际上又塑造着思想和情感，这样，思想和情感正好贴合心理景致的轮廓。一种荒谬的力量——由于它符合世界的合理性，并且看上去无可争辩，所以就更加荒谬——迫使我不断跳跃，以落到我的双脚从未离开过的地面。在这种无用的朝向自我的跳跃中，我的现时被人偷走了；我常常与现在的我错位地生活着，按停顿的节奏生活着。
我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感觉，看到世界在某些时期要借助处于支配地位的形而上学形式，而对此人们却见怪不怪。相信魔鬼和相信上帝，不管这有多么荒诞，一旦某个集体认为某些魔影时常出现时，这种信仰就会使这些魔影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就足以启发一些法律文本。同样，因果之间的愚蠢划分可以主宰一个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人类的行为和各种现象总体上都是按因果措辞进行分析的。而时至今日，没有人可以轻视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想象等之间反常的二分法。这些概念就是组织力量。假象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人们在那里杀人，也有人被他人所杀，最好不要忘记这一点。人们嘲笑哲学腐烂了，这与事无补，当代哲学家躲避到平庸思想的背后，会心地微笑着：他们至少知道，世界始终是一座哲学建筑，一个意识形态的大杂物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景致中存活下来。抽象和异化的中介，使我远离自我的中介，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中介。
作为上帝赐福人类的一部分，恩泽在上帝本身消失后仍旧继续存在。它被世俗化了。它离开神学转向形而上学，却始终存在于人类个体之中，作为一个向导，一种内化的统治方式。当弗洛伊德式的图片将超我（Superego）的怪物悬挂在自我的大门上时，它不会屈服于过度简化了的诱惑，而是服从于一种拒绝，拒绝对种种束缚的社会根源作进一步调查。（赖希已经彻底理解了这一点。）因为人类被分裂成群，不仅他们之间有分裂，而且在他们自身上也有分裂，所以压迫才得以占据统治地位。让人与自我分开并削弱他人的东西，通过虚假的联系与权力结合起来，因而权力得到强化，并被选做保护者，当作一位父亲。
黑格尔说：“中介与运动着的自我相等。”但是运动着也可能会迷失方向。当他补充道：“这是正在死去和正在变化的运动”，不用更改一个词，就使得意义产生彻底的变化，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所处的视角，就看他处于极权权力的视角，或处于完全的人的视角。
即使中介摆脱了我的控制，立刻就有一种步骤将我引向怪诞和非人性，我还以这是自己的方法。恩格斯恰如其分地指出，一块石头，即有异于人类的一个自然碎片，一旦它延长出手臂被当作工具时，就会变成人类（石块反过来又使亚人类的手臂更具有人性）。不过，当工具被主人、老板、计划委员会和领导组织所占有时，它的意义就会发生改变，令工具使用者的行动偏向其它的延伸方向。对工具而言真实的东西，对所有中介来说都一样。
只要一个时代对语言的超验性和上帝（一切超验性的主人）保持完全的信仰，任何超验性的主人，对于符号来说就是维系着的怀疑态度，它来自于恐怖主义活动。当人类关系的危机打破了神话交流的统一网络，对于语言的谋杀就会采取革命的形式。因而以黑格尔的方式提出，说语言的解体选择了达达派运动，为的是给人类意识以启示，这还是较为引人注目的。在统一权力体制中，与符号进行游戏的同一意志仍旧没有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背弃了这种意志。通过揭露伪造的交流，达达派开始了对语言的超越，对诗意的追寻。如今，神话的语言和景观的语言屈服于作为其基础的现实：事实的语言。这种语言对一切表达方式进行批判，也对自身进行批判。可怜的达达主义的徒孙们！因为对达达派带来的必要超越，他们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就继续结结巴巴地指责着，说我们的对话是聋哑人的对话。因此，在文化解体的景观中，他们的食槽是如此地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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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人的语言将会是全面的语言；这或许就是古老词汇语言的终结。创造这种语言，就是重新构建人类，直至构建人类的无意识。在思想、词语和行动那夭折的婚姻中，全体性通过非全体性来寻找自己。在事实让我们闭嘴之前，我们仍然应当说话。
第三章 不可能的实现或作为诱惑总和的权力
束缚摧毁人们，中介滥用人们，权力的诱惑则让人们的苦难变得可爱。人们放弃了他们最富有的东西：
1°为了一项毁伤他们的事业（十二）；
2°为了一种分割他们的虚假统一（十三）；
3°为了一个将他们物化的表象（十四）；
4°为了一些使他们脱离真正经历的角色（十五）；
5°为了进入和他们一起流逝的时代（十六）。
十二、牺牲
存在一种牺牲的改良主义，这种牺牲不过是为改良主义而作的牺牲。人道的自我毁伤和法西斯式的自我毁灭甚至剥夺了对死亡的选择。——所有的事业一律都是非人道的。——生活的意志已经表现出来，在所有出现反抗借口的地方，它与自虐狂式的瘟疫背道而驰。在碎片式的表面要求下，它酝酿着一场无名的革命，即日常生活的革命（1）。——拒绝牺牲就是拒绝补偿；个体无法进行交换。——从今以后，人们为志愿的牺牲安排了三种战略撤退方法：艺术、人类的伟大情感和现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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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量与谎言无法摧毁人和驯服人的地方，诱惑便有了用武之地。权力展现的诱惑是什么呢？它是内化的束缚，是包裹在明知是谎言的意识中的束缚，是正人君子的受虐狂病。人们不得不把阉割的东西称作自我的赠与，用自由的不同颜色去描绘对众多奴役的选择。“尽了义务的感觉”使每个人成为杀害自己的光荣的刽子手。
我在《基础的平淡》（《情景主义国际》第七/八期）一文中作过说明，主人与奴隶的辩证关系是怎样带来如下结果的，即奴隶真正的牺牲被包含在主人神话的牺牲中——前者为共同的利益在精神上牺牲真正的权力，后者则在物质上将他真正的生活献给一个权力，一个他只能在表面上分享的权力。普及性表象的网络，或者说本质的谎言，即最初剥夺性强占运动（通过强占生灵达到强占物品）所要求的谎言，它属于牺牲的辩证法，而且密不可分，于是便建立了众所周知的分离。哲学家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将本体论和永恒人类的观念建立在社会突发事件和偶然的需要之上。自从历史不再回应促使它产生的条件之后，它便不遗余力地清除着剥夺性强占，但错误仍被保持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继续为主人服务，给“永恒”的少数统治者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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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的不幸遭遇与神话的不幸遭遇难解难分。资产阶级思想从牺牲中揭示出物质性，使它非神圣化，将它分成碎片；但是并不完全清除它，因为如果清除了，这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意味着停止剥削，也就说停止存在。碎块的景观不过是神话解体的一个阶段；这种解体如今在消费物的专政下加快了它的步伐。同样，与宇宙之力相连的古老的牺牲赠与模式，终于消失在牺牲交换的模式中，这是一种按社会保险和民主法律的费率表来指定价格的模式。此外，牺牲越来越难以让人着迷，就像可悲的意识形态秀（Show）那样越来越不诱人。私下小小地手淫两下，就想代替永久拯救的伟大的发情交欢，无法不遭报应。人们不能用今世的晋升谋略，去补偿彼世荒诞的希望。祖国的英雄，劳动的英雄，冰箱的英雄和有个性思想的英雄······装点门面的大花瓶的荣耀已经被打碎。
这又何妨。行将终结的痛苦永远也不能安抚我眼前正在忍受的苦难。牺牲的美德处处得到颂扬。披红色外衣的神父们和普世的官僚们携起手来。伏特加和麝香葡萄酒。口中含的不再是刀，而是基督的唾液！快乐地牺牲自己吧，我的兄弟们！为了事业，为了秩序，为了革命，为了祖国，为了联盟，为了焖牛肉！
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说过这么一句名言：“我们以为是为祖国捐躯，其实是为资本而死”。他们的继承者现在忍受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是为无产阶级而斗争，其实是为领导人去献身”，“说是建设未来，其实是用钢材去打造五年计划”。在抨击了这些口号之后，反抗中的左派青年激进分子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开始为一项事业服务，一项“最美好”的事业。他们富有创造力的岁月被用来散发传单，张贴告示，示威游行，攻击大区议会主席。他们进行战斗。既然有人替他们思想，他们就应该好好行动。摆放牺牲的抽屉深不见底。
最美好的事业是最让人身心迷失的事业。死亡的规律不过是生存意志所否定的规律。不是死亡占上风就是生命占上风。在意识层面上，没有平衡可言，也不可能出现妥协。要么捍卫这一派，要么捍卫那一派。绝对秩序的狂热分子——朱安党人[48]、纳粹党、卡洛斯派[49]——用漂亮的后果证明，他们是属于死亡派的。至少Viva
la muerte![50]这句话是清清楚楚的，无可指摘的。主张小剂量死亡的改良主义者——烦恼的社会党人——连一种完全毁灭之美的荒诞荣誉都挨不上。他们只知道克制生活的激情，使生活日渐萎缩，以至于生活反过来与自己对抗，变成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激情。作为杀人集中营的对手，改良主义者以尺度的名义对抗集中营：以有尺度的权力，以有尺度的死亡。
他们是为国家，为事业，为元首（Führer）作彻底牺牲的支持者，这些伟大的生活蔑视者，与那些以生活的狂热对抗伦理道德和放弃技术的人一样，共同拥有一种既是敌对的、又同样强烈的过节的感觉。生活似乎很自发地就是一种庆典节日，在遭受魔鬼般的禁欲主义折磨后，生活要一下子结束其丧失的全部光彩。这是禁欲的荣誉军团、雇佣军、狂热分子、殊死战斗的警察在死亡时刻所经历的庆典，是一种阴森的节日，它仿佛被凝固在永恒的闪光灯前，是被美化过的节日。比雅尔[51]所说的伞兵们是在美的享受中赴死的，他们如同木雕泥塑，如同石珊瑚，也许还意识到他们最后的疯狂。美学确实是僵化的庆典，它除去了运动，与生活分离，犹如希瓦罗人[52]的头颅；死亡的庆典。此外，美学的部分，姿态的部分，与日常生活中渗透出的死亡部分相对应。任何世界末日都是美丽的，带着一种死亡之美。啊，瑞士卫兵之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53]让我们爱上了它。
巴黎公社的结束不是一个世界末日。从幻想把世界拖进毁灭的纳粹党到把巴黎推向血与火的巴黎公社社员，存在一个从突然肯定的完全死亡到突然被否定的完全生活的距离。前者仅仅满足于起动一个合乎逻辑的杀人程序，并通过教授服从和放弃的人道主义者来启动这个灭绝程序。而后者明白，一个满怀激情构建起来的生活不能再被毁坏；而且将它彻底地毁灭，要比看着它被肢解更令人快乐；宁愿完全消失在兴高采烈的火焰中，也不能退让一步而致使全线崩溃。斯大林主义者伊巴露丽[54]曾言过其实地呐喊过：“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依我看，除去其夸张成分，它是以崇高的方式来颂扬某种自杀方式，赞美一种幸福的谢世方法。昔日巴黎公社的价值观如今也是个体的价值观。
反对厌世的自杀，反对光耀他人的放弃。最后爆发的笑声，是克拉凡式的笑声。最后唱响的歌，是拉瓦肖尔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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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的牺牲也许是一种礼仪的最高境界，这种礼仪从有人类以来毁损了人类。每一分钟都化为过去与未来的碎片。除非在享受中，否则我们决不会沉湎于我们正在做的一切。我们将要做的和我们已经做的，在一个永久的不愉快背景上构建现时。在集体的历史上和在个人的历史上一样，对过去的崇拜和对未来的崇拜同样都是反动的。一切应该构建的东西都是在现时中构建。民间信仰中有一种说法，一个溺水者在死去的瞬间，会重见他一生的所有经历。我坚定地确信这一点，确实存在一种强烈的光亮，人的一生就在这光亮中凝聚，重新构建。未来、过去、历史中顺从的棋子，都只能覆盖现时的牺牲。用不着以任何东西去交换，既不用过去，也不用未来去交换。热烈地生活，为自己而生活，无限快乐地生活，同时也意识到，对自己有绝对意义的事物对所有人都有意义。高于一切的法则是：“行动吧，就当未来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十三、分离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剥夺性强占把人们与自我分离开来，也与他人分离开来。人造的统一天堂努力掩盖这种分离，想以多少有些幸运的方法，通过操纵过早破灭的统一梦想来达到这个目的。但这是徒劳的。——从创造的快乐到毁灭的快乐，其间只有一种能摧毁权力的振荡。
人们生活在互相的分离中，他们与他人中的自己分离，与自我分离。人类的历史是一种根本的分离，它引发和制约着其他所有的分离：包括主人和奴隶的社会区别。人们想通过历史努力达到互相结合，达到统一的境界。阶级斗争仅仅是一个阶段，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是为争取完全的人的斗争。
统治阶级有世界上最好的理由去否认阶级斗争，同样，分离的历史也必然与掩盖的历史混淆不清。但如此的阴暗状况与其说来源于坚决的意志，倒不如说来自于一个长期可疑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统一的欲望常常会蜕变成它的相反物。不能彻底地清除分离的东西就会加剧分离。在走向权力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更清楚地揭示了从根本上分裂人们的东西，使人们意识到分离的社会特征和物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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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什么？是神话的保证人和神话的精华，人对人的统治只有在神话中才得以合法化。这种令人作呕的发明没有别的原谅理由。随着神话通过自我解体而进入景观阶段，洛特雷阿蒙所说的伟大的外在客体，在社会分化的劲风下化作粉末，退化成一个私下使用的上帝，一种粉饰难以启齿的疾病的灰浆。
哲学与古代世界的结束引发了一场危机，在这场危机的最重要时刻，基督教真谛将一个新型神话体系的重新铸造服从于一项基本原则：即三位一体原则。那么上帝身上三位一体的信条，让人们耗费了那么多笔墨、又流了那么多鲜血的信条，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通过灵魂，人属于上帝，通过躯体，他属于暂时的首领，通过精神，他属于自己；他的拯救位于灵魂中，他的自由位于精神中，他的尘世生活位于躯体中。灵魂包裹着身体与精神，没有了灵魂，它们什么也不是。若靠近一些去看，主人和奴隶的结合符合人是上帝的造物的原则，不是吗？奴隶是躯体，是领主占为己有的劳动力；主人是精神，是管理躯体的精神，它会出让给躯体一点点高级的精华碎片。因此，奴隶通过身体为主人的强权牺牲自己，而主人则通过精神为奴隶群体牺牲自己（国王为臣民服务，戴高乐为法兰西服务，教会里的施洗足礼为······）。前者奉献尘世的生活，作为交换，他接收到自由存在的意识，也就是说主人的精神降临到他的身上的意识。这种神秘化的意识就是神话的意识。后者理想地奉献了主人的权力，将权力献给了他所领导的全体人们；在将身体异化浸入更为巧妙的精神异化中时，他节省着为维持奴隶制所必需的暴力的剂量。通过主人的精神，奴隶将自己，或至少能够将自己认同于主人，自我认同于那个他为之付出生命力的主人。但主人能与谁认同呢？他不会与作为所有物的奴隶认同，与作为身体的奴隶去认同，而应该与体现主人自我精神的奴隶认同，与焕发最高主人精神的奴隶认同。既然特定的主人在精神层面上牺牲自我，他就应该在神话的一致性中寻找一个答应人，以回应他的牺牲，寻找一种他身上具有的控制思想，而且他既可以参与其中又能归顺其下。这就是为什么偶然产生的主人阶级创造了一个上帝，并在上帝面前，在精神上顶礼膜拜，以便让自己与上帝认同。上帝认可主人献给民众福祉的神话性牺牲，也认可奴隶向主人私有的和剥夺性的权力所作的真正牺牲。上帝就是一切顺从的原则，就是使一切罪行合法化的夜幕。唯一非法的罪行就是拒绝接受一位主人。上帝是谎言的和声，是一种理想的形式，它把奴隶（基督）自愿的牺牲，主人（圣父，奴隶是主人的圣子）同意的牺牲和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圣灵）结合了起来。理想的人，上帝的造物，统一和神秘的人，人类应邀来自我认同的人，他实现了同样的三位一体模式：一个服从于精神的躯体，一个带领躯体的精神，一个让二者处于无尚荣光的灵魂，这是包括一切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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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了与统一原则所作的斗争；那么二元现实是如何显现的呢？对抗最初是在神学语言中进行的，那是神话的正式语言。后来又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这就是景观的语言。摩尼教[55]徒，卡塔尔派[56]，胡斯[57]派信徒，加尔文[58]派教徒······还有让•德•墨恩[59]，搏埃蒂[60]，瓦尼尼[61]等都关注同样的事。我们不也看到见笛卡尔[62]在最后时刻，把他不知该怎么办的灵魂和松果体[63]挂上钩吗？而在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的顶端，他那走钢丝的上帝在保持着完全不可理解的平衡。帕斯卡的上帝则藏而不露，剥夺了人类和世界的一个载体，没有了它，人们被迫互相质疑，互相拿对方和自己作比较，让自己与虚无比较份量。
快乐的无限制的解放是通向日常生活革命的最可靠的道路，也是构建完全的人的最可靠的途径。
十四、外表的组织
外表的组织是一个事实的保护体系。是一种诈骗。它在间接现实中表现事实，使得直接现实不能表现这些事实。神话是统一权力对外表的组织。而景观则是碎片权力对外表的组织。在受到质疑后，神话的协调性变成了协调性的神话。而景观的不协调性是在历史中扩大的，因此变成了不协调的景观（大众艺术是现时的可消费的腐朽，也是现时可消费物的腐朽（1）——作为文学体裁的“戏剧”的贫乏，与通过戏剧态度对社会空间的征服并驾齐驱。戏剧在舞台上日渐贫乏，但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富有，它努力使日常生活的行为戏剧化。——角色是实际经验的意识形态模具。完善这些模具的使命落在专家们身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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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人们用谎言想象了一个理想世界，剥夺了现实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关于理想的谎言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悬挂在现实之上的诅咒。人类自身因为深受这个谎言侵蚀，变得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而且进入到最深层的本能中，甚至使人们崇拜某些绝然相反的价值观，即与确保人类发展、确保变化中的现时相悖的价值观。”那么关于理想的谎言又是什么呢？它就是主人的真理。当盗窃行为需要合法的机构支持时，当权威机构自我标榜为大众利益服务时，当营私舞弊又要逃避处罚时，谎言怎会不蛊惑人的思想，使它屈服于谎言的法则，直至使这种屈服变成人的近乎自然的状态呢？确实，人都在说谎，因为在一个谎言支配的世界中，他不可能有别的行动方式。他本身就是谎言，与自己说的谎言紧密相连。公共常理向来只认可以全体名义颁布的、与真理相悖的政令。这是普及了的谎言编纂体系。
但是，没有人能在非真实的压力之下一天二十四小时扮演鬼脸。同样，在最激进的思想家那里，词语的谎言本身就带着光芒，使谎言隐约可见；同样，也很少有哪种日常的异化不在主观的否认上碰得粉碎，只需那么一秒钟或一小时或一个梦的空间。没有人会完全被摧毁自己的东西所蒙蔽，正如词语不会完全听命于权力一样。问题在于要展开真相的时段，要展现使谎言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主观性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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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的浪涛把被它打碎的神话带向了大海的远处。资产阶级曾经是这种波浪运动，如今却只是水上的浮沫，和神话的碎片一起消失。国王通过展现可预见的回头浪的冲击，向明日将被灭口的雇佣杀手发号施令，莎士比亚似乎超前地描绘了弑神阶级的预期命运。一旦听命的凶手们停止信仰神话，或者，你愿意的话，停止服从使其罪行合法化的上帝，杀人机器就会翻脸不认主人。因此革命是资产阶级最漂亮的发明，有了这个绞绳活结，资产阶级将在晃荡中走向虚无。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思想完全吊悬在自己编织的激进绳索上，以绝望的力量死死抓住所有的改良性解决办法，抓住一切可以让它苟延残喘的东西，即使它的身体不可抗拒地将它拖向最后的痉挛亦然。法西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挽回的衰落的代言人，是梦想把世界扔进深渊的唯美主义者，是一个阶级行将灭亡的逻辑学家，是万物消亡的诡辩家。这种对死亡的选择与拒绝被推向前台，如今成为不协调性的景观的中心。
外表的组织希望自己静止不动，像正在飞的鸟的影子那样。但这种静止与统治阶级旨在巩固其权力的努力紧密相连，它只是想摆脱带它而走的历史的一个白日梦。然而，在神话与它的碎片和非神圣化状态，即景观之间，在对事实进行批判的抗拒中，存在一种显著的差别。在统一性文明中，工匠，商人和银行家所占居的可变地位，将解释神话的协调性和协调性的神话之间那种摇摆的持久性。而资产阶级的胜利，通过将历史带进表象的武器库，把外表归还给历史。它给景观演变以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即从景观的不协调性走向不协调的景观。
商人阶级不太尊重传统，每当它威胁要消除价值观的神圣性时，协调性的神话就会接替神话的协调性。有什么可说的？一直理所当然的事物突然需要大力重申，对这一事物的自发性信仰却要让位于信仰的宣扬，对这个世界的大人物的尊重却要在君主专制的原则中得到巩固。我希望人们更近距离地研究一下这些神话的空缺期的反常现象：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分子通过新的宗教，通过封王授爵……使其重要性神圣化。与此同时，贵族们则进行着相反的运动，投身于不可能的超越这一场大赌博（投石党[64]，还有赫拉克利特[65]的辩证法和吉尔斯•德•莱斯）。贵族阶级善于把它的消亡转化成一种精神词语，而资产阶级消失时将只有思想的万有引力。对超越的革命力量来说，死亡之轻难道不比存活之重更能给人以启迪吗？
协调性的神话被事实的批判驳得体无完肤，它只能缔造一种新的神话协调性。外表是一面镜子，镜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决定佯装不见，如今这镜子被砸得粉碎，掉进了由个人供需关系构成的公共领域中。它的消失将是等级化权力的消失，这是一个“背后空无一物”的门面。历史的进程让人不容置疑。大革命之后不久，上帝的替代物在遗弃品市场上就抢手起来，首先开卖的系列是上苍和波拿巴协议，接着是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各种新的主义，这还不算所有贱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个性化渣滓，以及成千上万的便携式意识形态，而如今的电视、文化和洗衣粉将它们作为赠品搭配给每一位顾客。景观的分解从今以后将通过分解的景观而进行。这是合乎事物逻辑的事情，即最后一位喜剧演员将拍摄自己的死亡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逻辑就是可消费物的逻辑，是用自我消耗的方法进行出卖的逻辑。幻想科学[66]，亚达达主义[67]，日常平庸的登场，将布满通向最后几座公墓的道路两旁，况且这条路能否直通还是个疑问。
景观到处都是，它被稀释，变得很不稳定。经常使用的古老关系，即善恶二元论将逐步消失。景观则并未达到善与恶的高度。1930年，超现实主义者们向一个暴露癖患者的行为表示致意，他们对赞美词的意义心存幻想。他们给道德的景观带来了刺激再生所需的辣椒。轰动性新闻就是这样发挥威力。丑闻是新闻的一种需要，与黑色幽默，玩世不恭没有两样。真正的丑闻存在于拒绝景观之中，存在于对它的破坏之中。权力只能通过更新和调整外表结构来避开它。这恐怕是结构主义者最后能发挥的主要作用。但繁殖贫穷并不能使贫穷富裕起来。景观在事物的作用下日渐衰落，把人带向消极的重量也化为乌有；角色通过实际经验的抗拒力量，通过自发性，戳破了不真实和伪装活动这个脓包。
十五、角色
刻板模式是一个时代的主导形象，是主导景观的形象。刻板模式是角色的样板，而角色又是模范的行为。一种姿态的重复创造了角色，而角色的重复创造了刻板模式。刻板模式是一种客观的形式，而角色负责将人们引入其中。扮演和处理角色的技巧决定了在等级化景观中所占的位置。景观的分解使模式和角色不断增多，但这些模式和角色却陷入可笑的境地，与其反面物，即自发性行为相距太近（1、2）。认同是进入角色的方式。自我认同的必要性对于权力的安定来说，要比选择认同的模式更为重要。——认同过程是一种病态，但只有认同的意外事件才能被归入 “精神病”的正式类别。——角色的功能是要完全控制生活的意志（3）——角色通过将实际经验转变成事物来表现实际经验，用被它贫困化了的生活来安慰人。这样，它就变成一种替代性的和神经症的快乐。——重要的是要脱离角色，使它们恢复本来的游戏面目（4）。 ——角色的成功确保了景观的晋级，即从一个级别到一个更高级别的过渡。这是一种通过对姓名和照片的崇拜进行的具体化了的入门。专家们是刚刚入了门的入门大师。他们前后矛盾的总和定义了权力的后果，这是一边毁灭自己又一边毁灭他人的权力（5）。——景观的分解使角色变得可以互换。虚假变化的增多为一个唯一和真正的变化创造了条件，即为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创造了条件。不真实物的重量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反应，一种近乎生物本能的反应，这就是愿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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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失败，行为的荒诞性，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源于一种专横的需要，它要求我们塑造一些混合性人物，这些人物表面上能满足我们的欲望，实则与我们的欲望相对立。帕斯卡说：“我们愿意按照别人的观念去生活，在想象的生活中生活，为此我们尽量地去现露（paraître）。我们努力美化并保住这个想象的存在，却忽视了真实的存在。”他的看法在十七世纪独树一帜，那时表现行为还很通行，组织化表面的危机只触及到最清醒的人们的意识。如今，在价值观分解的时代，对所有人来说，帕斯卡的观点显得平平淡淡，显而易见。是什么魔法让我们把人类激情的活力赋给没有生命的形式呢？我们又是如何屈服于造作姿态的诱惑的呢？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人寻求权力的动因不是别的，就是被权力弱化的虚弱吗？暴君恼怒的就是人民的服从所强加给他的义务。他对人们的权威所形成的神圣的祝圣仪式，得用永久的神话牺牲来换取，以在上帝面前永久的屈辱为代价。离开了为上帝服务，就在同一举动中停止了为人民服务，人民随即也就不再为他服务。Vox
populi, vox dei[68]应该翻译成：“上帝所愿即人民所愿。”如果不给一小块权威碎片作为补偿，作为交换，奴隶也会因他的服从而发怒。事实上，任何服从都将赋予某种权力，也只有以服从为代价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如此轻易地接受统治。权力在所有地方，在等级瀑布的各个层次，都是部分地施行的。这便是它颇有争议的无所不在性。
角色是权力的消费。它位于等级的表现（représentation）之中，因此就在景观之中，或在上面，或在下面，或在中间，但从不位于景观这边或景观那边。正因如此，它能把人引入文化机制：这就是入门（initiation）。角色也是个体牺牲的交换货币，正因如此，它行使着补偿的功能。作为分离的残余，它最终会努力地创造一种行为的统一；正因如此，它将求助于认同（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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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里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说法，在它最初狭义的用法中，表明角色是为某些当选者保留的一个荣誉称号。罗马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农活短工，因每日十三小时的工作而迟钝的无产者，这些人并不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他们扮演的角色太低下，文明人更多地把他们看作是动物而不是人。事实上在景观贫困这边还存在一种生存贫困。自十九世纪以来，好工人和坏工人的概念得到了普及，就像主人和奴隶的概念伴随着基督在神话中传播开来一样。它的普及并未动用那么多手段，也没有那么重要，而且马克思认为不必把它当真。这样，角色就和神话的牺牲一样逐步民主化。这是人人可及的不真实，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每天早上他开车上班，走进办公室，整理卡片资料，在城里吃午饭，玩扑克牌，重新整理卡片，下班，喝两杯里卡酒[69]，回到自己家，又见到他妻子，拥抱他的孩子，看着电视吃一块牛排，上床，作爱，然后睡觉。是谁把一个人的生活简化成了这一串可怜的规定动作呢？是记者？是警察？调查员？还是民众主义小说家？压根儿就不是。是他自己，是我谈论的这个人自己，他努力把他的工作日分解成了一连串姿势，而这些姿势又是他在主导性刻板模式的系列中或多或少不自觉地选择出来的。在身体和意识被完全迷失在接二连三的形象所形成的诱惑中后，他背离了真正的快乐，通过无法用激情为其辩解的苦行，去寻求一种搀假的快乐，一种过于外露的门面式的欢乐。当他把扮演的一个又一个角色忠实地塑造成刻板模式时，他便获得了满足的快感。这种成功扮演角色的满足感，他从他的激情振奋中获取。这是一种远离自我的激情，否定自我的激情，牺牲自我的激情。
受虐狂无所不能！正如其他人一样，如桑多米尔[70]伯爵，斯米尔诺夫[71]省长，托伦[72]总督，库尔兰[73]公爵一样，他使汽车司机，职员，主任，下属，同事，顾客，引诱者，朋友，集邮爱好者，配偶，一家之主，电视观众，公民······的举止都带上了完全的个人尊严。然而他并不是愚笨的机器，也不是没有个性的木偶。在某些短暂的瞬间，他的日常生活会释放出一种能量，如果这种能量没有被操纵，被驱散，或浪费在角色中，就足以打乱他存活的天地。充满激情的梦想，爱的愉悦，生长着的欲望，同情的冲动，谁能说得出它们的打击力有多大？这些显示真实生活的时刻，每个人都本能地想使它们日益增多，最后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全部中，但条件制约通过非人道的方式，迫使大部分人反其道而行之；就在触及这些时刻的那一刻却永远地失去了它们。
十六、时间的迷惑
通过一种宏大的魇魔法，对流淌的时间的信仰缔造了时间流淌的现实。每当人们在改变世界时遭到失败，就应该下决心适应世界，时间就是这种适应的消耗。年龄是一个角色，是一个在外表层面上对“经历”的时间的加速，是对事物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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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苦恼的增长，如今迫使治疗方案转向了一种新的鬼神学。祈祷，迷惑，中邪，驱魔，巫魔夜会的狂欢，变形，护符这些事物具有模棱两可的特长，使人康复或让人受罪；同样，今天对被压迫的人的慰藉（医学，意识形态，角色的补偿，舒适的小玩意，改造世界的方法……），有时会更有保证，并滋养压迫本身。事实上存在一种病态的事物秩序，这就是领导们不惜一切代价试图掩盖的东西。威廉•赖希在《性欲高潮之功能》中花了整整一页的篇幅，说明他如何在几个月漫长的精神分析治疗之后，使一位年轻的维也纳女工痊愈。她因为生活和工作环境患上了抑郁症。在她康复后，被赖希送回原来的环境中。两周以后她自杀了。人们知道，赖希的清醒和正直把他排除在精神分析的圈子之外，迫使他忍受孤独，妄想和死亡。揭露鬼神学家们的伪善不会不受到惩罚。
组织世界的人也组织痛苦与麻痹，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人活得像梦游，在害怕苏醒与希望苏醒之间无所适从；他们被卡在神经官能症的状态和回归实际经验的精神创伤之间。不过，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时代，麻痹下的存活要求一种用药剂量，使药物满足机体的需要，并在魔法操作中激发一种人们称作“回归性冲击”的东西。正是这种动荡的临近和它的性质，容许我们像谈论宏大的魇魔法那样来谈论人们的条件制约。
魇魔法需要假设存在一张空间网，它借助于一种受特殊法则，形式类比，有机共存，功能对称，代号联合等操控的感应，把最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其对应关系的建立则通过把某个举止和某个信号无数次结合起来的方法来实现。总之，这里说的就是普及了的条件约束。然而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今广为流传的揭露某种条件制约的风尚，如宣传，广告，大众传媒等，是否发挥着局部驱魔的作用，使一个更宏大的、更本质的魇魔法保持在原位，并使它免受猜疑。在取笑完《法兰西晚报》的夸张后，我们很容易落入《世界报》那优雅的谎言中。信息，语言和时间难道不是一些巨大的钳子吗？权力用它们对人类进行加工，将其纳入自己的视角中。确实，这真是一种笨拙的控制，但当人们没有抗拒它的意识时，当人们常常不知道以自发的何种程度来反抗它时，它的力量就越发强大。
斯大林式的审判大案表明，只需一点儿耐心和固执，便能使一个人承认所有的罪行，把他送到大庭广众之下，要求执行他的死刑。如今我们对这样的技巧已有所意识和防范，怎会不知道领导我们的全部机制，用同样阴险的说服力，用更多和更持续的手段向我们正宣布：“你很虚弱，你该老了，也该死了。”意识首先服从，接着是身体。我喜欢用唯物主义观来理解安托南•阿尔托[74]的话，“人们之所以会死，不是因为应该要死，人们要死，是因为死亡是一个皱褶，而就在不久前的某一天，我们的意识被强迫进入了这个皱褶。”
第四章 存活及其虚假争论
存活是被缩减为经济需要的生活。因此如今的存活是缩减为可消费物的生活（十七）。——在所谓的现代革命者还未想到提出超越问题时，事实便已给出了答复。没有被超越的东西腐烂变质，腐烂变质的东西激励超越。不牢靠的拒绝对两者的变动都一无所知，它加速了分解，并融于其中，促成超越，正如人们有时谈论一个被害人那样，说他帮助凶手完成了任务。存活是变得无法经历的非超越。对存活的单纯拒绝使人软弱无能。最初是革命的运动抛弃了根本要求的核心，今后必须重新抓起这个核心（十八）。
十七、存活的痛苦
资本主义揭开了存活那神秘的面纱。它使日常生活的贫困变得难以忍受，如今的日常生活面临着技术力量的不断丰富。存活成了生活的经济。集体存活的文明增加了个人生活中的停顿时间，以至于死亡的部分有压倒集体存活本身的危险。除非毁灭的狂热转化为生活的狂热。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做的只是去适应一个改造世界的体系。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这个体系适应于改造世界。
人类社会的组织改变了世界，变化中的世界又打乱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然而在等级化组织征服自然并在斗争中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留给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被适应社会规范及其变体的需要吸收了；至少在普及的革命时刻缺失时是这样。
个人在历史上所占的时间大部分是停顿的时间。这事情变得让我们难以忍受，起始于不久之前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那天。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革命证明，人们能够加快世界的改造，能够通过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改善在这里可被理解为挤身于统治阶级，变得富有，取得资本主义的成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互相干扰取消个人的自由，增加日常生活中的停顿时间（生产，消费，计算的必要性），它屈服于市场的冒险规则，屈服于不可避免的、注定遭遇战争和苦难的周期性危机，屈服于合乎常理的障碍（我们改变不了人的状况，穷人总是会有的……）。资产阶级及其社会党人同伙的政治，是汽车里的一种刹车政治，其加速器在跑到最后时被刹住。加速度提高得越快，刹起车来就越突然，越危险和无效。可消费物的速度就是权力的瓦解速度；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即将设计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维度，一个从旧世界的崩溃中诞生并与之平行的世界。
我们知道，财物的消费——在目前的状况下始终是权力的消费——携带着它自身毁灭和超越它的条件。消费者的满足永远不能够也不应该达到；可消费物的逻辑要求开发新的需求，但同样真切的是，虚假需求的积累会增加人的苦恼，人越来越痛苦地被维持在他唯一的消费者的状态中。另外，消费资料的丰富使真实的实际经验变得贫乏。财富带给生活的贫乏是双重的；首先它给真实的生活一个物品的对等物，然后又不可能让人们依赖这些物品，即便人们想这样亦然，因为必须消费物品，也就是说要毁灭物品。从而出现一种要求越来越苛求的缺失，一种吞噬自身的不满足感。于是，生活的需求具有双重倾向，它是视角颠倒的一个点。
十八、不牢靠的拒绝
存在一个超越的时刻，一个按历史定义的时刻，它由权力的威力与弱点，由个人直至主观原子的分裂，由日常生活与毁它之物的熟悉状态所定义。超越将是普遍的，统一的和主观构建的（1）。——起初革命的因素一旦抛弃其激进性，便沦为改良主义。如今，已很普遍的对革命精神的抛弃行为定义了存活的改良。——一个新的革命的组织应把超越的核心从过去的大规模运动中分离出来，它尤其应该重新重视和实现如下计划：被自由主义歪曲的个人自由计划，被社会主义歪曲的集体自由计划，被法西斯主义歪曲的找回自然本源的计划，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歪曲的完全的人的计划。这一计划用时间的神学语言，曾经激活了中世纪的异端邪说及其反教权的狂热，这些恰好被我们这个世纪挖掘了出来，而如今的教士自称为“专家”（2）。——感受（ressentiment）的人是完美的幸存者，他是被剥夺了可能超越的意识的人，他是被分解的人（3）。——当感受的人意识到景观的分解后，会变成虚无主义者。积极的虚无主义是先革命的。能意识到必需的超越，就会意识到分解。——黑茄克阿飞是达达主义的合法继承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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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问题。——拒绝是多重的，而超越是唯一的。人类历史面对当代的不满足，并通过不满足去作证，它和绝对拒绝的历史混为一体，这一拒绝始终是超越的载体，始终被带向其自身的反面；这个拒绝的各个方面从不掩饰某种共同点，即一个上帝，一个国王，一个首领，一个阶级，一个组织的独裁之间有本质上的共同点。哪个傻瓜曾谈论过反抗的本体论？在把自然的异化转变为社会的异化时，历史运动教会了人如何在奴役中寻得自由，同时还教会了他们反抗和服从。反抗对形而上学的需求没有形而上学者对反抗的需求大。等级化权力经证明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它的存在充分解释了争议的持久性，还有打破争议的镇压的持久性。
封建制度的推翻和无奴隶主人的实现构成了唯一和同一的计划。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一计划的部分失败使它不断被人们所熟悉，所希望。其他流产的革命——名目多样的革命，如巴黎公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对该计划进行修正，并推迟了计划的完成。
历史上所有的哲学都与这一失败有部分关连。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意识，在今天与必需超越的意识不可分离。超越点在社会屏幕上的识别越来越容易。原因何在？超越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它大致可表现为如下几点：
1．——不杀死权力的东西会使权力更强大，但权力杀不死的会反过来削弱权力。
——消费的迫切需求越是包含着生产的迫切需求，束缚型政府就越是让位于诱惑型政府。
——以民主方式分配的消费特权，使权威的特权普及到最大多数人（虽程度不同，但彼此统一。）
——人们正在变得虚弱，他们在今日一旦受到权威的诱惑，其拒绝就变得苍白无力。权力因而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被缩减为可消费物状态的权力，它正在消耗，正在磨损，它出于需要而变得不堪一击。
超越点是强大与弱小这一辩证法中的某个时刻。如果说，应该由激进批评来给它定位，在战略上加强它的力量，那么作为交换，引起激进批评的事实随处可见。超越与矛盾叠加在一起，矛盾纠缠着当今世界，它为日常信息付费并构成大部分行为的特征：
1° 软弱的拒绝，也就是改良主义；
2° 荒谬的拒绝，也就是虚无主义（应把它的消极形式与积极形式区分开来。）
2．——等级化权力在碎裂的同时，赢得了更为普遍的存在，也丧失了一部分魅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少了，四处流浪的人少了，对老板、王子、领导、角色毕恭毕敬的人少了，在社会中聊度残生的人就多了，憎恨社会组织的人就多了。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位于冲突的中心。由此产生了双重后果：
1° 个人既是社会粉化作用的牺牲品，也是碎片权力的牺牲品。主观性得到强调，并且受到威胁，它成了最主要的要求。今后为创建一个和谐的集体，革命理论不应再以群体为基础，而应以主体性，特殊情况，以个人经历为基础。
2° 拒绝被碎片化到了极点，它相反会重新创造出实现总体拒绝的条件。新的革命集体将如何产生？通过一串连锁爆炸，从主观性到主观性。一个完全的个人共同体的建立将引发视角的倒转，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超越。
3．——最后，视角颠倒的概念本身正在普及。每个人都与自身的否定擦肩而过。生者反抗了。看画凑得太近，远景的魅力自会消失，视角同样如此。权力在把人们囚于它的事物背景中时，在笨拙地钻入人体时，它散布了不安与苦恼。于是目光变得迷离，思维变得混乱，价值观模糊，形式在稀释，不成形的形象在烦扰人，就和我们把鼻子贴到画布上一样。此外，绘画视角的改变——乌切洛[75]，康定斯基[76]——与社会视角的改变发生在同一个时代。消费的节奏把精神抛到近与远重合交迭的空缺期。在事实本身的支持下，大多数人很快将体验到自由的状态，这是1270年施瓦本[77]的异端分子十分向往，但无法实现的一种状态。“在超越了上帝，达到最完美的神灵境界后，他们抛弃了上帝，”考恩[78]肯定地说，“一位信徒，无论善男信女，断言自己完全不再需要上帝的事并不稀奇。”（《〈启示录〉的狂热信徒》）
第二部分 视角的颠倒
十九、视角的颠倒
权力之光逐渐暗淡。带着群体幻觉的双眼就像面具的洞眼，个人主观性的眼睛与之不相匹配。个人的观点应当胜过虚假的集体参与的观点。从整体性的精神出发，运用主观性的武器来探讨社会性问题，一切将从自身出发去重建。视角的颠倒就是消极中的积极性，这一成果将使旧世界的坚硬外壳分崩离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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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问考艾纳尔先生，“视角颠倒”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讲了下面这样一件轶事：有两位感情深厚的兄弟，他们俩有一个怪癖。他们用一颗石子来表示一天当中发生的事情，白色的石子代表幸福的时刻，黑色的石子代表倒霉的瞬间和不快乐的事情。于是到了晚上，当他们比较各自的瓮中之物时，发现一个瓮里只有白石子，另一个瓮里只有黑石子。境遇相同，生活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对生活方式中的这种恒定性非常惊讶，于是一同前去请教一位以隽语箴言而远近闻名的智者。智者道：“你们互相说的话太少。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的选择增加一些理由，并且寻找其原因。”于是兄弟二人就这样做了。结果他们很快就发现，第一个仍然使用白石子，另一个依然选择黑石子。不过，无论在哪一个瓮中，石子的数目却减少了。瓮中不再是三十多颗石子，而只有七八颗。没过多久，两兄弟又去拜访智者。他们的脸上满是忧伤。一个说，“不久以前，我的瓮里装满了与黑夜同色的石子，绝望常驻在我的心里。我承认，我那时被迫依靠着惯性在生活。如今，我放入瓮中的石子很少会超过八颗，可是，这八个不幸的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实在令我难以忍受，我再也无法在这种状况中生活了。”另一个说：“而我呢，我每天都在积累白石子。今天，我只积了七八颗，但这些石子令我如此神醉心往，只要一想到这些幸福的瞬间，我立即就有一种愿望，即更加强烈地重温这些瞬间，甚至永远享受它们。这种欲望在折磨着我。”智者微笑着倾听他们的诉说。“瞧，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事情发展的势头很好。要坚持下去。还要说一句，有机会的时候问问自己：为什么瓮和石子的游戏令我们如此热衷？”当两位兄弟再次遇见智者时，便对他说：“我们思考了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于是我们问了全村的人。结果全村人都热火朝天地讨论着。晚上，整家整家的人蹲在屋子前，讨论着白石子和黑石子。唯独官员和显贵们置身事外。他们取笑道，无论是黑是白，石子就是石子，所有石子都有它们的价值。”老年智者毫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事情在按预定的方式进行。别担心。不久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或这种问题变得无关紧要，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怀疑自己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没过多久，老者的预见通过以下方式得到了证实：村民们处于莫大的喜悦中；一夜骚动过后，在早晨的阳光下，在一道栅栏的尖尖木桩上，钉着显贵和官员们刚刚被割下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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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直是一门几何学。人们应当从哪个角度，在哪种视角上观察事物，发表言论，展现自我，统一时代的众神们首先就高高地决定了这一切。而后，人们，资产阶级的人们，跟他们玩了一场恶作剧：他们将众神置于视角当中，列入历史的变化进程之中。在历史的变化中，众神出生，成长，死亡。历史已经是众神的黄昏。
历史化之后，上帝与物质性的辩证法混为一体，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混为一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等级化的社会权力的历史。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资产阶级开始了视角上的颠倒，不过它很快就将这种颠倒限制在表象层面上。上帝被废除后，其支柱仍旧矗立着，指向空洞洞的天国，就好像大教堂中神圣之物爆炸后，以极其缓慢的冲击波延伸开来。在谋杀发生大约两个世纪后的今天，神话般的灰泥残片才在支离破碎的景观中完成风化过程。资产阶级不过是炸毁上帝的一个阶段，这个上帝如今正在彻底消失，消失到全部抹去其物质根源痕迹的地步：即人对人的统治。
资产阶级部分地掌握了经济机制的控制权和实力，而经济机制揭示了权力的物质性，摆脱了对神圣幽灵的依赖。不过是以何种代价呢？上帝在对人性的巨大否定中提供了一种避难所，在上帝的避难所中，信徒们倒是有一种反常的自由，将上帝的绝对权力与教士和官僚“篡夺”的权力对立起来，以对抗暂时的权威，正如神秘主义者常常所做的那样。如今是权力在靠近人们，主动接近人们，使自己成为可消费物。权力越来越沉重，把生命空间挤压到存活的地步，将时间压缩到“角色”的厚度。如果用简易的示意图来表述，可以将权力比作一个角。最初是一个锐角，其角顶消失在天空的深处，随着角度渐渐变大，角顶也就慢慢下降，逐渐可以看见，一直降到变为扁平状，向两边伸展成一条直线，与一系列等值的和无力的点混合在一起。在这条线以外，即虚无主义的线以外，展现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并非原来视角的镜象，并不是视角的对合。它是经过协调的众多个人视角的整体，它们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而是按照协调和集体的原则去构建世界。所有这些不相同的角都向同一方向张开，个人意志从此将与集体意志混为一体。
条件制约在于按照等级阶梯来安置和移动每个人。视角颠倒将导致一种反向的条件制约，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条件制约，而是一种游戏性战术：异轨。
视角颠倒是用实践来代替认知，用自由代替希望，用现时意志代替中介。他认可了所有人类关系的胜利，这些关系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极点上：参与，交流，实现。
我们并没有按照任意一种唯意志论来选择视角的颠倒，而是视角的颠倒选择了我们。正如我们陷入了虚无的历史阶段之中，下一步只能是一切的改变。意识到要进行全面革命以及这种革命的必要性，是我们保持历史性的最后一着棋，也是在某些条件下改变历史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参与的游戏是创造性的游戏。其规则与支配我们社会的规则和规律截然对立。这是一个败者为胜的游戏：未说之事比所说之事更为重要，亲身经历之事比呈现表象之事更为重要。这个游戏应当玩到底。曾经感受过压迫的人，直至其身骨不堪忍受的人，怎会不扑向无保留地生活的意志，正如扑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呢？如若半途而废，放弃暴力和其根本的需要，这实在是不幸。尼采曾经说过，被扼杀的真理将是一种毒液。倘若我们不颠倒视角，那么权力的视角最终将使我们转向自己的对立面。德国法西斯主义正是滋生于斯巴达克同盟的血腥中。日常中的每一次放弃，其结果只会是为我们的整体死亡做准备，岂有他哉。
二十、创造性、自发性和诗意
人们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创造性的状态之中。统治机构对于自由的组合使用，一经识破，便求助于实际经历的自由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个人的创造性密不可分。邀请人去生产、消费、组织，如今将不再能够操纵创造的激情，对于束缚的意识也将消解在其中（1）。——自发性是创造性的存在方式，它并非一种孤立的状态，而是主观性的直接体验。自发性使创造的激情具体化，它引发实践性的实现，因而使诗意和按照根本主观性改变世界的意志成为可能（2）。——质量是已被证实的在场，是创造的自发性的存在，是与本质的直接交流，是向诗意提供的机遇。它是诸多可能性的凝聚物，是一个知识和效率的倍增器，是智慧的使用指南；是自己的标准。质量的冲击会带来连锁反应，这一连锁反应在所有革命时刻中都可以观察得到；应当通过自由的和总体的创造积极性丑闻来激发这一反应（3）。——诗意以其将自发性延伸至世界之中的功能，成为创造的自发性的组织行为。诗意是产生全新现实的行动。它是基本理论的实现之举，是革命行为的最佳形式。
二十一、无奴隶的主人
权力是对于社会的组织。主人通过这种组织维持奴隶制的状况。上帝，国家，组织：这三个词充分表明，权力中存在自治和历史的决定论。三条原则曾经先后发挥过它们的优势：统治原则（封建权力），剥削原则（资产阶级权力），组织原则（控制化权力）（2）。——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通过非神圣化和机械化得以完善，不过矛盾也随之增加。随着等级化的社会组织将人们的人性物质挖空，它自身也逐步变得人性化。在损害主人（领导人位于控制地位上，不过控制领导人的却是杠杆）的前提下，社会组织在自治方面得到发展。如今权力的代理人继续保持着那些顺从的奴隶。泰奥尼斯[79]说，这些奴隶生来就弯曲着颈项。他们失去了一切，直到输给不健康的统治快乐。面对主人与奴隶，拒绝这一关系的人们站立了起来。他们是拥有丰富革命传统的新生的无产阶级。从无产阶级中，将产生无奴隶的主人和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将会实现童年的实际规划和伟大贵族的历史规划（1）（3）。
二十二、经历的时空和往事的纠正
腐烂和超越的辩证法是分解时空和统一时空的辩证法（1）。——新型的无产阶级自身携带着童年的实现，以及自己的时空（2）。——在“唯历史的”历史终结后，种种分离的历史渐渐得到解决（3）。——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经历的时空是改造的时空，角色的时空是适应的时空。——往事的功能及其对未来的投射是什么？禁止现时。历史的意识形态是耸立于个人实现的意志和构建历史的意志之间的屏障；它阻止两者的亲善和混淆（4）。——现时是有待构建的时空；它导致往事的纠正（5）。
二十三、三位一体：实现—交流—参与
权力在束缚、诱惑和中介的三重功能中用以镇压的统一体，只是统一的三重计划的形式，分离技术颠倒并歪曲了这一形式。全新社会正如它在秘密状态下模糊建立一样，试图在实践中将自己定义为人际关系的透明度，使所有人的真正参与有助于每个人的实现。——创造的激情、爱情的激情和游戏的激情对于生活的意义，如同进食的需要和自卫的需要对于存活的意义（1）。——创造的激情缔造了实现的计划（2），爱情的激情缔造了交流的计划（4），游戏的激情缔造了参与的计划（6）。——分离过后，这三项计划加强了权力用以镇压的统一体。——根本主观性是一种在场――如今在大多数人身上都能识别出来——即存在一种自我构建激情生活的同一意志（3）。色情是自发的协调，它把实践的统一给与了实际经验的丰富（5）。
二十四、世界缝隙和新型无辜
世界缝隙是主观性的模糊空地，在这一场所中，权力的残余和它的侵蚀与生活的意志混合起来（1）。——新型无辜解放了内在性的魔鬼，它投射出世界缝隙的模糊暴力，对抗作为其始作俑者的事物旧秩序（2）。
二十五、在“你们拿我们开玩笑”后，你们将笑不长久。
（穆费塔尔街的无套裤汉们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1792年12月9日）
在洛杉矶、布拉格、斯德哥尔摩、斯坦利城、都灵、米耶雷斯、圣多明各、阿姆斯特丹，拒绝的行动和意识在集体幻觉的工厂中激起激情罢工的任何地方，日常生活的革命都在进步发展。随着苦难的普及，人们对现状的不满不断加深。长久以来，各种具体对抗的原因，如饥饿、束缚、烦恼、疾病、焦虑、孤独、谎言等，如今揭露出它的根本合理性、动人的空洞形式和极度压迫的抽象作用。一个仍待构建、却已经存在的全新社会的活跃力量，它指责的是等级化权力的世界，即国家、牺牲、交换、质量的世界——指责商品成了意志，成了世界的表现。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区域，其中革命实践从此像启示者一般发挥作用，将消极变为积极，在暴动的火焰中照亮世界的阴暗面，绘制着征服的地图。
（1963-1965）
给革命工人们的祝酒辞
激进的批判只是分析了旧世界和否定旧世界的事物。现在，它应当在革命大众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或者否定自己。
只要完全的人的计划始终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个人直接实现的缺席，只要无产阶级事实上没有通过自己的运动，从掌握理论的人身上获得理论，激进性的前进步伐后面将始终紧跟着意识形态的后退步伐。
在激励无产者掌握从日常实际经验和非实际经验中得出的理论时，本书和超越的党派一样，冒着遭受一切歪曲的风险。该书付诸于暴动实践的滞后可能会使其遭到歪曲。一旦避开了突然受到历史限制的革命意识的运动，根本的理论尽管仍保持原样，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不能完全避开相似或相反的运动，避开向不同思想和景观的倒退。虽然它具有对自身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只能让它永远忍受意识形态的蛆虫——其多样性从主观主义延伸至虚无主义，中间包括团体主义和非政治的享乐主义——只会使其遭受批评之批判的浮夸蛤蟆的全面侵袭。
激进的工人行动很快将生产和消费的场地，即起初只有工人行动可以改变的场地，服务于激情和个人的需要。这期间出现的延缓表明，对经济机制没有直接控制权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在上升阶段，能成功地提出并普及一种理论。无产阶级自己无法实现和纠正这一理论，在失败阶段，会将该理论转变为精神的衰退。无用途的意识只能当作陈旧的意识为自己辩护。
情境主义计划的主观表达在1968年5月的准备工作中，以及对于新的剥削形式的意识中所提供的最佳的信息，在随后的理智化阅读中变成了最糟糕的信息。许多人听任这种理智化阅读。他们无力摧毁只有负责生产和消费的关键领域的劳动者能够摧毁的事物。此外，他们并非通过占领，而是通过破坏和异轨去摧毁。
因为情境主义计划曾经是无产阶级最为先进的实践思想，但他们还没有控制住销售程序的驱动中心，而且也因为该计划从未停止过将为了普遍工人自治而废除存活的社会组织作为唯一使命，所以，它迟早只会在工人阶层中恢复真正的运动，让景观和膨胀性批评去发现运动，为运动增加批注。
根本理论属于能够将其改进成最佳理论的人。要防止理论被书籍所害，被文化商品异化，因为文化商品长久以来不断地阐述理论。这并不是想求助于反工作、反牺牲、反等级的工人，去对抗持同样拒绝态度的和解除意识武装的无产者；而是要求作为基础的那些人，即对抗存活社会的统一斗争的那些人，要求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去掌握表达模式，求助于创造他们语言的革命行动。这些革命行动在某些条件中创造他们的语言，而这些条件本身的创造是为了阻止一切后退。破坏强迫劳动，摧毁商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为了革命者利益、为了所有因为激情引力而与之相结合的人们，他们对储备物和生产力进行异轨，这不但可以终止知识分子工人和工人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官僚主义储备，而且可以终止智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分离，以及所有分离。对抗劳动的分工和万能的工厂，就是非劳动的统一和普遍工人自治！
现在，本书主要论断的显著观点，应该以实际结果的形式表现在其反读者的手中。不再是在大学生的动乱中，而是在整体的革命中。在存在暴力的地方，理论应当带有暴力性。阿斯图里亚斯、林堡、波兹南、里昂、底特律、却贝尔（Csepel）、列宁格勒、广州、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内斯堡、利物浦、基律纳、可因不拉的工人们，这是属于你们的任务：使整个无产阶级拥有延伸快乐的权力，能够将每天从爱情、对束缚的摧毁和激情的享乐中获得的快乐，延伸至为自己和所有人创造的革命的快乐。
如果没有对武器的批判，那么批判的武器就是自杀的武器。当许多无产者没有陷入恐怖主义绝望和对现状不满的贫困中时，他们变为工人阶级的窥视者，变为他们被延迟的自身效率的观众。他们像不进行革命的革命者，在多次戴绿帽和不断挨打后，还对自己间接地成为革命者非常满意；他们等待官僚主义领域内权力的倾向性下降加快，以激起他们的中介功能，并以首领的身份行事，以客观上无能力打破景观的名义行事。因此重要的是，暴动工人的组织——目前这是唯一必要的——是暴动工人自己的事业，这种组织就可以作为一种典范，即在为争取普遍工人自治的斗争中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有了这个组织，那些压迫组织（国家、政党、工会、等级化团体）及其批判性辅助物，还有在非生产的无产阶级中流行的组织拜物教信徒，这些都将最终走到尽头。暴动工人的组织将在直接实践中纠正唯意志论和唯实论之间的矛盾。情境国际[80]只掌握了排斥和决裂的方法，以阻止团体内统治世界的不断复制。情境国际通过唯意志论和唯实论之间的矛盾表明其局限性，并显示它无法协调主体间的一致和不一致。它最后证明，与能够使生产资料发生异轨的实际可能性相分离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它所需要的并不是组织，而是个人，即为他们的利益采取行动的个人。他们偶然地组成破坏（破坏镇压网络，占领广播电台等）突击队的联盟，在某时某地，如果机遇为他们提供战术和战略效率的保障，他们就干一下，没有别的烦恼。他们毫无保留地、不可分离地享受两种行动带来的快乐：点燃工人游击队的火花，煽动消极和积极的火焰。这种火焰来自于无产阶级的基础，这也是清算无产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唯一基础。
如果工人们自己缺少可能的效率的协调性，那么至少他们深信能以决定性的方式为所有人获得这一协调性。因为通过粗暴罢工和动乱所积累的经验，清晰地呈现出委员会大会的异军突起，呈现出下议院的回归。下议院的突然出现只会令一些人惊讶——用于镇压的反击时间，与精神运动的镇压无法相比——那些人在各种景观的静止中，看不到老年土拨鼠的统一性在前进，看不到无产阶级为了占有历史而进行的秘密斗争，以及日常生活所有条件的全面动荡。为己的历史的必要性同样也揭露出在消极协调中的讽刺味。这是解除武装的无产阶级最能够达到的消极性协调。这种空洞的协调处处可见，它作为一种客观戒备，提防着从内部威胁工人激进性的事物：如理智化，即知识和文化意识的倒退；未受控制的中介者和他们的批判官僚主义；还有威信的着迷者，在基础游击战的游戏竞争中，他们更加关注角色的更新而不是角色地消失；还有放弃实际的颠覆，放弃对领地的革命性征服，放弃统一国际运动，任其走向分离、牺牲、强迫劳动、等级和各种形式的商品等。
物化向每个人的创造性提出的挑战不再是理论上的“做什么”，而是存在于革命事实的实践中。谁在革命中没有发现使其它所有激情成为可能的主要激情，他只能获得快乐的影子。在此意义上，本书是个人主观性在众人创造的历史中自我实现的最快捷径。从长期的革命来看，它不是一个点，而是普遍工人自治的乡镇运动的出发点之一。因为它只是一个草图，不过它是死刑判决的草图，是存活社会对自己的宣判。工厂、乡村和街道的国际将执行这一判决，决不上诉。
在夺取一个享乐世界的斗争中，我们失去的只能是烦恼。
1972年10月
[1] 这本《日常生活的革命》成书于1963到1965年间。我曾经将手稿寄给了十三家出版社，但都退了稿。伽利玛出版社编委会是最后一个对该手稿进行评审的机构，当时只有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和路易－勒内•德•富莱（Louis-René Des Forêts）支持我，结果稿子还是被退了回来，并附上了最终退稿决定。正是这一天，《文学费加罗》杂志刊登了一篇谈论阿姆斯特丹闹事青年的文章，指责情境主义者的不良影响。就在这天晚上，格诺打电报让我把手稿寄过去。我将工人委员会的社会模式最后那一部分压缩成几页，第二版的后记中能看得出这一点。书是1967年11月30日印刷出来的，比后来被称之为1968年五月革命的事件早了六个月，书中最具创新思想的内容这时才刚刚体现出来。
在该书出版初期，有不少读者还批评说，当时经济福利的状况完全否定了我对存活现实的分析。
1979年我出版《快乐之书》时也遭遇了类似的怀疑主义的非难，因为那时候干活挣钱似乎阻挡着人们对其他任何事情的关注。在出版《关于死者统治生者及摆脱这种束缚给生者的致词》（1990年）时也是这种情形。批评者当时不仅强调了对存活理论的批评，还肯定了另一种思潮，即更加明确地推崇“生活高于一切”的原则。
1967年，许多人觉得“生活质量”的概念还是一个模糊的、不可理解的概念。一种短暂的憧憬给他们提供了某种理由，因为当时法国政府设置了一个生活质量部。而如今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集体，所有的一切都显示，应当确定生活质量的实践细节，并保证它的权威性。同样，在把握透明性，参与性，视觉颠倒，创造性等概念方面也有这种看法，不少人要求我替换这些概念，“因为这种替代还不存在”。――原注。
[6] 三十日诉讼(Procès
des Trente)：法国作家格拉夫（Jean Grave）出了一本《垂死的社会与无政府》，被反对者以“煽动青年仇视社会”的罪名而起诉。在法庭上，马拉美为其辩护，抗议大兴文字狱的做法。
[16] 傅拉斯提埃（Jean Fourastié， 1907－1990），法国经济学家，他认为技术的进步将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工业社会将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文明。著作有《20世纪的伟大希望》、《机械化与福利》、《2001年的文明》等。
[26] 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
1760-1797），别称Gracchus，法国革命家。他主张建立平均主义的社会，史称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在法国大革命中，因密谋推翻督政府而被处决。
[33] 马克诺（Nestor Makhno, 1889-1934），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1918年乌克兰革命起义的领袖。他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农民军队在俄国内战中同时与白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约瑟夫•凯塞尔（Joseph Kessel, 1898-1979）的小说《纯洁的心灵》描写了这个无政府主义帮派。
[36]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哲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已高度发展、产业革命开始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作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39] 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苏联模范工人。斯大林通过高度专业化，集中高效地利用全国的资源，制定了辉煌的五年计划，并依靠采煤工斯达汉诺夫这样的伟大工人，最终实现了苏联的崛起。
[44] 塞内加尔作家阿辽纳·狄奥普（Alioune
Diop）于1947年在达喀尔和巴黎创办的杂志。1949年阿·狄奥普又建立非洲存在出版社。《非洲现状》杂志和出版社作为“黑人性”运动的中心，反对殖民主义。
[46] 吉尔斯•德•莱斯（Gilles
de Rais，1404-1440），法国著名的黑巫术师。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元帅，圣女贞德的战友。1435年退役后从事炼丹术和巫术，后因杀害一百多名儿童和冲击教堂，被判处绞刑。
[65] 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 约公元前550-480），希腊语为Hêrakleitos，古希腊哲学家。他一生愤世嫉俗，认为束缚具有互相对抗和互相结合的二元特性，而火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的基本物质要素。他被看作近代辩证法思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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